比武大会刺激产生了一个最著名的封建和骑士传统——纹章艺术（the art of heraldry）。纹章的名字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比武大会的传令官（heralds）变成了设计纹章图案的专家。骑士首领用旗帜或盾牌上的符号来使自己在战斗的混乱中跟别人区别开来，这种做法早在十一世纪就很常见了。巴约挂毯（the Bayeux Tapestry）上就显示了哈罗德和威廉的这样的图案。在十二世纪，将纹章图案父子相传的习俗开始发展起来，比如，安茹的杰弗里在他受封骑士的仪式上从其岳父亨利一世那里得来的带有金狮的盾牌，就被他的孙子萨里斯布瑞伯爵威廉.朗吉斯皮（William Longespee）所继承。另一个早期的纹章图案是克莱尔家族的，即切普斯托的城堡主。大约在1140年，吉尔伯特.德.克莱尔采用了三个人字形标志（chevron），跟后来在跟军人徽章上使用的图案类似。克莱尔家族的纹章显示在其主人的盾牌上，也有可能显示在切普斯托城堡的旗帜上以表明城堡主正在城堡里面。早在十二世纪末，由三维的动物形象（野猪、狮子、鹰）构成的顶饰就被加到了头盔上面。
在十三世纪，纹章的实用性价值被大大地增强了，因为骑士理想已经普及，财富的增长也促进了装饰艺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纹章作为贵族徽章可以从视觉上将其主人跟普通民众区分开来（尽管富裕的市民继续获得骑士地位并用纹章来证实强化这种地位）。纹章从艺术进化到了一种科学，有其自身的固定不变的规则和术语。盾牌只能够用特定的方式来划分为几个部分，比如按水平方向划分为三个部分，或者按一个对角线的十字划分成四个部分。龙、狮子、豹子、鹰、鱼和许多其他的动物，包括神话中的动物被用在纹章上。另外，星星、月亮、树、灌木丛、花和其他自然的和人造的物体都被使用。在纹章上加入箴言也成为时尚，像法国国王的格言。纹章所有的因素——顶饰、头盔、盾牌和箴言——都被组合到一个标准的纹章图案的形式中。
一项英格兰贵族的传统习俗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即把他们的纹章旗帜悬挂在其所住的酒店的外面，这种习俗导致产生了后来时代的酒店标志：白公鹿是从理查二世的徽章上来的，天鹅是赫里福德伯爵（the earls of Hereford）的徽章上来的，玫瑰和王冠是从英格兰的徽章上来的。
十三世纪，跟城堡生活紧密相连的骑士制度或许发展到了顶峰。而事实上，衰落的迹象已经从人们日益成熟的态度上显现出来了。大约写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罗兰之歌”中，骑士气概（chivalrous）这个词第一次出现。这个故事流露出一种朴实的、天真的基督教精神。罗兰给查理曼的后卫部队带来了灾难，他拒绝吹响号角以便让查理曼知道萨拉森人在进攻，因为召唤帮助是怯懦的体现。罗兰认为：“宁可战死也不能让名誉受损。”他的战术很简单：“用你的长矛攻击，”他对奥立佛说：“我会用我的杜朗达尔（Durendal，罗兰的宝剑）打击敌人，这是皇帝赐给我的宝剑。如果我死了，继承这把宝剑的人会说：这是一个高贵的领主的剑。”杜朗达尔在其剑柄里除了包含其他的圣物外，还有一块圣母的衣服的残片。经过一场可怕的战斗，萨拉森人被一片一片地砍倒，而法兰西骑士也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在布满尸体的战场上只留下濒死的罗兰一个人。他最终仍然想着自己的两个主人：查理曼和上帝。在他断气的时候，他高高地向他们伸出自己的手。
由十二世纪的诗人发展并大加赞扬的“罗兰之歌”中的骑士理想包含了慷慨，名誉和对荣耀的追求，以及对艰苦、疲惫、痛苦和死亡的蔑视。
但是到了十三世纪，就讨伐萨拉森人这样的主题可以写一本完全不一样的书。由香槟地区的管家希尔.德.约因维尔（Sieur de Joinville）写的“圣.路易历史”（Histoire de Saint-Louis）跟“罗兰之歌”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本关于路易第九对埃及倒霉的远征的编年史用真实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跟罗兰类似的故事——信仰基督教的法兰西骑士在力量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勇敢战斗直至最后几乎都战死。不过这两部作品在语调上差别很大：约因维尔的骑士是真实的，他们因伤口和疾病而承受痛苦，死亡看起来比荣耀更可怕。尽管约因维尔热爱和崇拜圣徒般的路易，跟罗兰热爱查理曼一样，但他的态度却跟罗兰很不一样。圣.路易问约因维尔，“变成一个麻风病人或犯下某种道德上的罪过，这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个？”这个诚实的管家写道：“我从未对他撒过谎，我回答说我宁愿犯下三十样道德罪过也不愿变成一个麻风病人。”
常识已经渗入到了骑士理想之内了。
第五部分 战火中的城堡（一）
中世纪的战争是以城堡为中心而展开的。那些笨拙的、乱哄哄的募集来的士兵被召来参加几个星期的夏季服役。他们很少在摆开阵势进行战斗。能最有效地使用他们的地方就是在围城战中。围城战跟城堡的最重要的战略价值极为吻合。
中世纪的战争并不像一些以前的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常年不断。九世纪和十世纪的土岗-城廓式堡垒（motte-and-bailey stronghold）经常被卷入跟维京、萨拉森和匈牙利劫掠者的斗争中，或者是跟邻近的贵族的斗争中。不过到十一世纪，这些抢劫者被阻止，私人之间的战争也日益式微。在英格兰，私人战争被征服者威廉所禁止，威廉的继承人也有效地压制了这些私斗。代替它们的是十字军战争，包括那些对西班牙的摩尔人和法兰西阿尔比派（Albigensians）的讨伐战争；国际战争，像那些由狮心王理查，约翰和亨利三世在法国挑起的战争以及征服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战争；还有内战，比如布洛瓦的斯蒂芬和玛蒂尔达皇后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战争，以及其他无数的贵族对抗王权的反叛战争。尽管有这么多的战争，许多十二和十三世纪的城堡很少被围攻，切普斯托城堡度过了整个中世纪没有看到一个敌人到它的门前，这是个很不寻常但却不是唯一的例子。
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它不可避免的围绕着城堡而进行。敌人的城堡本身就是主要的政治军事目标，许多城堡特别修建在能阻挡入侵路线的位置上。典型的是，城堡坐落在高地上以便能控制渡口、河流交汇处，航道，海边港口，山上的关隘或其他战略要地。在一个城市内的城堡可以在城市陷落后长久地坚持。城堡里的驻军在敌人撤离的时候冲出来重新占领城市。即使一个乡间的城堡也无法安全地绕过去，因为城堡的驻军能够切断入侵者的补给线路。城堡守卫部队的机动性——他们几乎都配备有战马——使得他们具备一个很大的战略活动半径，可以实现多重目的：跨过边界劫掠，为进攻部队提供补给基地，截断远处的公路或水路交通。正是由于这些理由，中世纪的军事科学就是攻击和防守城堡的科学。
城堡的主要防线是带有突出的塔楼的幕墙（curtain wall）。幕墙前的地面上所有可以被用来掩护的东西被清理一空。假如有壕沟的话，壕沟前面的地面也被清理干净。在进入城堡的道路受到城堡所在地形限制的时候，特别是进入的道路被限制在一个方向的时候，对较弱的一面的防御工事会增加，由城墙、壕沟、塔楼组合起来掩护主要的幕墙。切普斯托城堡的东端被大门房（Great Gatehouse）所保护。大门房上有箭孔、吊门、碟眼。由几代马歇尔建造的、保卫城堡西端的碉楼包括一个一百英尺宽、五十英尺深的围墙，在西南角有一个坚固的圆柱形的高楼，在东南角有一个设防的门房。碉楼被一个宽阔的干壕沟跟西边的幕墙分隔开来。有一座吊桥可以跨过壕沟，在内侧还有一个坚固的长方形的塔楼可以监视。壕沟延伸在南墙结束，那里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后门。敌人即使从这里攻入，也会被引到一个陷阱里，面临塔楼和护墙的火力的射击。城堡的较长的两边有强大的自然地形的防御：北面是悬崖及河流，南边是通向市镇的陡峭的山脊。
像切普斯托这样的城堡几乎保证不会被直接的进攻所攻破，而它的面积又提供了足够的地方来储存给养。一些城堡保存够吃一年的、甚至更多的食物给养，而十三世纪的守卫部队相对较小的规模通常意味着在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中，是进攻者而不是被围困的人会面临着供应问题。一支六十人的守卫部队能够抵挡一支十倍人数的进攻军队。要养活六十个人要远比养活六百个人容易，因为前者在敌人迫近时，他们就会把牛、猪和鸡带进城堡里的储藏丰富的仓库里。而后者从战争毁坏的乡间抢不到什么东西。
到十三世纪晚期，城堡的物资供应被建立在更成熟复杂的基础上，各种供应物通常从普通供应商那里购买。比如1266年由某个叫约翰.胡廷（John Hutting）的人采购的供应罗切斯特城堡（作为亨利三世的将军罗杰.雷伯恩的基地）的货物：251条鲱鱼，50头羊，51头腌过的猪以及大量的无花果，大米和葡萄干。更常见的是某种单一的商品从一个单独的商人或一组商人那里购买。就罗切斯特城堡来说，罗杰.雷伯恩（Roger Leyburn）从商人诺斯弗里特（Northfleet）和斯特罗德（Strood）那里购买鱼；从梅德斯通（Maidstone），里兹（Leeds）和尼辛顿（Nessindon）那里购买燕麦；从商人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那里购买黑麦，从伦敦的彼得及斯廷伯恩的酒商亨利（Henry the Vintner of Sitting bourne）那里购买葡萄酒。
第五部分 战火中的城堡（二）
一个城堡的水的供应通常是比食物供应更脆弱的目标。虽然在城堡主楼里面或附近有一个可靠的水井是城堡的基本需要之一，但有时候水井会出问题。假如发生了这种情况，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土耳其人包围了靠近尼西亚的谢里戈多（Xerigordo）城堡里的十字军并切断了他们的水源，被围的基督徒吃尽了苦头。他们喝马血和其他人的尿，或将自己埋在潮湿的泥土里希望能吸收到水分。坚持了八天没水的日子后，基督徒们投降了。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卖为奴隶。二十年以后，安茹的福尔克伯爵（Count Fulk of Anjou）在包围埃里康（Alencon）的亨利一世的城堡时，设法找到并毁坏了一条通往萨特河（river Sarthe）的地下水管，城堡的守卫部队被迫投降。在1136年，斯蒂芬国王把反叛的伯爵雷德维尔斯的鲍德温（Baldwin of Redvers）包围在埃克斯特的城堡里，城堡里的两个水井突然干涸了。守卫部队尽可能长时间地坚持喝葡萄酒，并且用葡萄酒来制作面包，做菜，或扑灭攻击者点燃的大火。但最终反叛者不得不屈服，用撰写Gesta Stephani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最后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每个人的身体都被干渴所损害而变得衰弱，一旦他们到城堡外面，他们就冲向任何有水的地方，而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一边。”
除了饥饿和干渴外，没有任何防御工事能够确保抵御所有的进攻的，甚至十二和十三世纪最坚强的城堡也能够被攻克，而且事实上也被攻克过。城堡很少有弱点，尽管弱点很少，但只要有就会被敌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
城堡的一个常见的结构上的弱点在于它们的地基。除非城堡是全部建在坚固的岩石上的，否则其围墙总有某个部分可以通过挖掘地道来毁坏。其程序是在围墙底下挖一个地道，最好是在围墙角或一座塔楼的下面，然后在工兵掘进的同时用粗重的木头支撑住地道的顶部。当工兵到达直接在围墙底下的那个点时，他们把木头点燃，地道上的泥土和砖石建筑因而塌陷下来。这个过程听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在1215年，约翰国王包围罗切斯特城堡，这是个巨大的正方形堡垒，由大约一百名反叛的骑士和一定数量的步兵和弓箭手所保卫。国王命令邻近的坎特伯雷“日夜不停地”制造“尽可能多的铁镐。”六个星期以后，挖掘进展到了预定的地点，约翰命令首席政法官胡伯特.德.布尔“日夜不停地给我们送来四十头最不适合食用的最肥的猪，以便在塔楼底下引火。”这些猪的猪油产生了足够的火焰来摧毁地道里的木头，使得堡垒的围墙的一大块塌陷了下来。
要攻击一个建立在坚固的岩石地基上的城堡就必须使用其他两种主要的技术了。它们是中世纪的军事工程学家从古代的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移动的攻城塔和围城机械或投石器。攻城塔通常被称为猫，但有时候也被称为熊或其他象征的词汇。一部攻城塔通常是用各种部件当场组装起来的。所有这些工具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给进攻的一方提供掩护和高度，抵消防守者的优势。攻城塔也许会被用来攻克一段防护墙或者为工兵或一个攻城锤提供掩护。中世纪高峰时期强固的城堡的巨大的城门极少会被撞击所攻入，不过一个小的城堡也许在面临沉重的梁木或树干时会显得脆弱，这些梁木或树干都带有一个铁的或铜的头（有时候就是攻城锤的头），要么由攻击者抬着，要么由皮带拎着进行攻击。在任何正式的直接攻击之前，攻击者必须首先要对付壕沟，通常是往里面填树枝和泥土。然后攻城塔才能够被向前推到城堡的围墙前。攻城塔里既有弓箭手也有攻击部队，他们将和防守者进行白刃战。一支较大的围城部队可以建造好几个这样的攻城塔，为它们配备人员，并通过攻击城墙的几个不同的地点来充分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由于这样的攻城塔通常是木头制造的，城堡的防守者会投掷火炬或带火的箭头来试图将它们点燃。
攻击者使用的弹药包括可燃物来点燃城堡院子里的木质建筑。石制投射物的效力取决于它们所攻击的石头围墙的高度和厚度。十二世纪早期的围墙可以被击垮，而且确实也经常被击垮。这导致了人们建造更重的围墙——比如温莎城堡的城墙达到了二十四英尺之厚。
大的城堡的防守者使用自己的投射器来进行反击。在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战争中，一个名叫雷吉纳德（Reginald）的工程师为切普斯托城堡的塔楼加上了四个抛石器。各种抛石器被安置在塔楼或城堡宽阔的城墙上，向围攻者抛掷石块——通常是围攻者自己投上来的，这些抛石器还可以因其高度而获得额外的优势。
另外一种工具——即石弩——为攻守双方提供了另一种火力。古代罗马的石弩可以很方便地安置在城堡的墙上，可以射出一种巨大的箭簇。在整个中世纪，较小的石弩是是攻守双方的基本的徒手操作的火力武器。罗马人使用过石弩，不过显然没有理解其功用。石弩神秘地消失了，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被重新引入欧洲，很有可能是十一世纪的意大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石弩无论对土耳其人和拜占庭的希腊人来说，都被证明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很明显，一种新的，更强的扳机装置是石弩得以复兴的主要原因。就十二和十三世纪最常见的石弩来说，它是由托柄底部的一个扳机来触击发射的。弓箭手将石弩的弓的部分向下，使得托柄处于一个竖直的位置，用自己的脚来操作扳机，与此同时把弓弦钩在自己的腰带上。他把脚往下踩来扣起由一个击发装置拉住的弓弩。弓箭手把弓弦从其腰带上取下，抬起石弩，扣动托柄底部的一个扳机来发射。石弩对于城堡的防守尤为有效，而威尔士-英格兰长弓虽然在开阔的战场上很有效，但对城堡的用处不很大。长弓的射程更短，箭簇也更轻，便于携带，能更快地发射火力，但这些在战场上有用，对城堡的防守来说意义不大。
第五部分 战火中的城堡（三）
顿斯特伯尔编年史（Annals of Dunstable）生动地记载了1224年亨利三世的军队经过八个星期的艰苦的围攻终于攻克了贝德福德（Bedford）城堡——桀骜不驯的领主法尔科斯.德.布鲁尤特（Falkes de Breaute）的基地。法尔科斯的城堡主要包括两座石头高楼，一新一旧，由一个内院隔开。城楼外面是一个宽大的外院。外院的门由一个坚固的外堡所守卫。
“东边有三个投石机每天都在攻击新楼。在西边有两个投石机来攻击旧楼。南边和北边的投石机在最靠近它们的围墙上打开了两个口子。除此以外，（攻城者）还竖起了两个木制机械可以俯瞰高楼和城堡的顶部以供弓箭手和突击队使用。
除此以外，还有机械可以为弓箭手和投石手提供掩护。另外，还有一个叫‘猫’的机械，由地下的挖掘工兵所保护，挖掘高楼和城堡的墙下的地基。
经过四次进攻，城堡被攻克。第一次进攻中，外堡被攻克，里面的四五个守卫被杀。第二次进攻中，外院被攻克，更多的守卫被杀，在这里，我们的人缴获了马匹，马具，盔甲，弓弩，牛，腌肉，活猪和数不清的其他东西，不过守卫烧毁了藏有谷物和干草的房子。第三次进攻中，由于工兵的作用，在旧楼附近的围墙塌陷了，我们的人从那里的碎石堆里冲了进去，冒着很大的危险占领了内院。我们的人有许多阵亡了，有十个试图冲进高楼的人被敌人关在里面。在第四次进攻中，在圣母升天节的前夜，大约晚祷的时候，工兵在高楼地下点燃了大火，烟雾弥漫到了高楼里面敌人所在的房间里。高楼的墙壁裂开来了，出现了裂缝。由于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绝望了，敌人允许法尔科斯的妻子和其他跟她在一起的妇女，以及国王的法官亨利（德.布雷布鲁克，de Braybroke，正是由于法尔科斯的兄弟把他抓了起来才导致了这场围攻战），还有其他被关起来的骑士一起出来。敌人放弃抵抗，屈服于国王的命令，在高楼的顶部升起王室的旗帜。在国王的监管之下，那天晚上他们留在了高楼里。
第二天早晨，他们被带到国王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主教们宣布解除对他们开除教籍的命令。根据国王和法官的判决，有八十个或更多的人被绞死。
在头领们的恳求下，国王赦免了三个圣殿骑士团成员，以便他们能够在圣地为我主服务。城堡的牧师被主教释放以便在一个宗教法庭里接受审判 … ”
法尔科斯自己加入十字军，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去罗马。除了内院以外，城堡被拆除。内院里的居住区被留给了贝德福德伯爵比尤钱普家族（Beauchamp family）。高楼和外院拆下来的石块给了当地的教堂（富有诗意的判决，因为它们就是被法尔科斯拆下当地两个教堂的石块建造起来的）。
无条件投降的城堡守卫部队通常不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置。在一般的冲突中，假如没有宗教差异所带来的额外的强烈的愤怒或是抗上的行为，整个守卫部队会被赦免。或者骑士缴纳赎金，而步兵则被杀戮或被砍掉手足。通常一个反叛的城堡会在山穷水尽之前投降，作为交换条件，守卫部队会被允许自由离开。
即使一个城堡被建在岩石上，有充分的食物和水的供应，有坚固的围墙能抵挡炮火的攻击，它还是有可能被计谋所攻克。通常是特洛伊木马那样的计谋，也就是说，设法使一小队人进入到城堡之内。一个常用的方法是夜间攀爬——在一个守卫不足的地方悄悄地爬上围墙。另一个方法是佯攻，目的是将守卫者从一个次要的门或一个薄弱的地点引开，然后再从这些地方突然进行强攻。第三个方法是从一个特殊的入口进行渗透，如一个坑道，一个废弃的水井，或一个坑式厕所，像1204年攻克狮心王理查的加图盖拉德城堡（Chateau Gaillard）那样。偶尔，守卫部队也会被引诱突击到城堡之外来，在他们逃回到城堡时，攻击者可以跟随进入到大门里。
另外一种计谋包括伪装。攻击军队会撤掉包围，装作开拔走了，不过事实上却呆在守卫部队看不到的地方。一些士兵穿着农民或商人的衣服，设法进入缺乏给养的城堡里面，抢占门房。有时候骑士会躲在装粮食的大车里混进城堡。在1123年，佛兰德斯的鲍德温伯爵的手下人假扮成小贩刺杀了门卫，把他从土耳其人的城堡中解救出来。
围城战占主导地位说明了中世纪战争的一个最具特点的方面：它具有停止-开始，再爆发-再结束的战争形式（its stop-and-go, on-again-off-again pattern）。在那些在较长的时间里彼此交通很方便但不用担心对方的攻击的对手之间，停战协议是很自然的。在法兰西路易王子和亨利三世之间的战争期间，在1216年10月和1217年2月，双方至少订立了五个停战协议，所有这些协议跟城堡的围攻战斗有关系。
一个围攻城堡的精明的指挥官会利用停战协议安插一个间谍或买通守卫部队的一个成员。他也许会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比如有关城堡供应的情报，或者他会安排城堡的后门在午夜被打开或一段防护墙无人守卫。1265年，一个表面上打扮成妇女的间谍向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后来的爱德华一世）报告说西蒙.德.蒙特福特的克尼尔华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守卫部队计划晚上离开城堡以便去镇里洗澡。根据美尔洛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Melrose）的记载，国王的军队突袭了西蒙的人，他们还都在睡梦中，手无寸铁，“有些人被看到一丝不挂地逃走，另外一些人只穿了一条裤子，还有一些人只穿这衬衫和裤子。”
这群人的指挥官是西蒙的儿子（西蒙.德.蒙特福特第三，Simon de Montefort III）。他游过城堡的护城河米尔河（Mere）才回到城堡里面，身上只穿着睡衣。他的父亲在三天后的伊夫舍姆（Evesham）战役中阵亡。第二年春天，小西蒙不得不保卫克尼尔华斯城堡，抵抗王家军队的进攻。虽然经历了攻城机械可怕的打击，克尼尔华斯城堡抵挡住了每一次攻击，击退了一个藏有200名弓箭手的巨大的攻城塔，并用一个瞄得很准的抛石机打坏了另一个攻城塔。即使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斡旋也无济于事。当主教出现在城堡的外面宣布开除教籍的命令时，一个穿着教袍的守卫人员站在幕墙的上面取笑他。国王提出了宽大的条件，但西蒙拒绝了。直到将近圣诞节西蒙的给养消耗殆尽了，他才跟其兄弟们一起悄悄地溜出了城堡逃到了国外去，并允许他手下的受饥饿和痢疾折磨的守卫部队投降。
博西蒙德.德.豪特维尔（Bohemund d’Hauteville）使用一个结合了收买和诡计的计谋攻克了强大的萨拉森人的安条克堡垒。在用财富、荣誉和洗礼贿赂了一个指挥三个高塔的名叫菲鲁兹（Firuz）的埃米尔（emir）以后，他让自己的法兰克军队假装撤退。那天晚上，法兰克人偷偷地回来，并用一支精选的小分队爬上了菲鲁兹控制的那段城墙，杀掉了抵抗的守卫，打开了大门。到早晨，这个城市落到了博西蒙德的手里。他根据骑士的传统，即使是在十字军战争中，也早已强迫的随从的贵族同意把整个地方交给他自己。
第五部分 战火中的城堡（四）
编年史Gesta Stephani的作者津津有味地记述了一个使罗伯特.菲茨.胡伯特（Robert Fitz Hubert）上当受骗的一个诡计，胡伯特是一个反叛斯蒂芬国王的贵族，是一个“在邪恶和罪行方面无人可比的人”——至少这个有党派之见的历史学家是这么认为的。胡伯特通过夜袭夺取了斯蒂芬的德维希兹城堡（Devizes Castle），随后又拒绝将城堡交给格洛斯特伯爵，而在内战中他应当跟后者一切并肩作战的。不过胡伯特在跟附近的一个贵族谈判的时候栽了个大跟头。这个贵族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菲茨.吉尔伯特，威廉.马歇尔的父亲。他被那个历史学家描写为“同样狡猾，随时准备用背信弃义的手段来实施宏伟的计划。”约翰事先夺取了马尔博罗城堡（Marlborough），这是一个属于国王的强大的城堡。胡伯特派人告诉约翰，他愿意签订一个和平友好协定，并且他想跟约翰在马尔博罗会面。约翰同意了，但在胡伯特进入马尔博罗城堡时，约翰把城堡的门给关上了，这种做事方式很符合他的性格。约翰“把他（胡伯特）关进了一个狭窄的地牢里，让他挨饿受折磨，”然后将他移交给格洛斯特伯爵。格洛斯特伯爵将胡伯特带回了德维希兹，然后当众绞死了他。随后德维希兹城堡的守卫部队的骑士接受了贿赂，把城堡交给了格洛斯特伯爵。
第二年，即1141年，斯蒂芬国王方面的人通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军事策略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对包围城堡的人实施反包围。跟斯蒂芬争夺王位的玛蒂尔达皇后和她的兄弟格洛斯特伯爵围困了温切斯特主教的城堡。主教向斯蒂芬的支持者寻求帮助——当时斯蒂芬正被关在牢里——并且自己雇佣骑士。斯蒂芬的王后（也叫玛蒂尔达）带来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得到伦敦市派来的将近一千名骑士的加强。被围困的主教城堡里的人抛出火把烧毁了市镇的大部分地方，包括两座修道院，而斯蒂芬的军队守卫着进入市镇的道路以阻止外面的人把给养送给镇里的人。格洛斯特伯爵开始在六英里之外的维尔维尔（Wherwell）教堂设防，以作为牵制措施
“可是国王的军队 … 突然出入意料地赶到了维尔维尔，人数众多，难以抵挡，猛烈地从各个方面攻击他们（格洛斯特的人），杀掉了许多人，最后迫使其余的人撤退，逃进教堂里。而当他们（格洛斯特的人）把教堂当作城堡一样的守卫时，另外一面的人从每个方向扔下火炬，迫使他们离开教堂 … 这确实是个可怕的悲惨的景象，在教堂——一个宗教和祈祷的场所，周围有那么多手持武器的人跑来跑去，这是多么的不敬和野蛮啊！特别是在一个教堂，双方杀来杀去，在另一个教堂俘虏被用皮带捆着被人拖出去。在这里，大火可怕地焚烧着教堂和房屋的顶部，在那儿，献身于上帝的修女们刺耳的哭喊声和尖叫声传到了外面，她们因为大火的逼迫不得不离开修道院。”
玛蒂尔达皇后和格洛斯特伯爵决定放弃围攻以便保存其军队。然而，在围攻的人离开温切斯特的时候，已有防备的王室的军队朝他们冲过来，击溃了他们。那个历史学家写道：
“你可以看到体型优美，外表漂亮的战马在扔掉骑手后到处漫游。那些骑手因疲惫而昏厥，奄奄一息。地上到处是盾牌，盔甲和各种各样的武器。诱人的外袍和各种贵重的金属器皿以及其他贵重物品，被扔得堆积如山，到处都可以随便捡到。”
因此，城堡的防御力量使得一个进攻性的反击成为可能。有时候城堡的围攻战跟一种更为复杂的战略形式联系在一起。在1203年，约翰国王在其跟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战争中为数不多的一次成功就包含着这样的一个战略形式。当时法国国王包围着蒂耶皮（Dieppe）西南的阿奎斯（Arques）大城堡，这个城堡由约翰的人守卫。与此同时，菲利普的同盟布列塔尼的亚瑟（Arthur of Brittany）围攻米拉比尤城堡（Mirabeau），这个城堡由他自己的祖母，约翰的母亲阿奎丹的埃列娜领导的一支部队防守。威廉.马歇尔和另外两个盎格鲁-诺曼贵族试图解除对阿奎斯的围困，而约翰突然袭击米拉比尤外面的亚瑟的军队。亚瑟被击败后，菲利普面临着约翰国王和威廉.马歇尔军队的联合进攻，他们一枪未发就迫使菲利普解除了对阿奎斯的包围。菲利普在撤退的时候意图打击威廉的那支小部队，可是威廉把他抛在身后，躲进了鲁昂。第二年，约翰无法把菲利普从对加图盖拉德城堡的长期围困中引开，这导致了那个强大的城堡的陷落，使得塞纳河谷向菲利普敞开了大门，这又逐渐导致了鲁昂和整个诺曼底的投降。
有些城堡经历了许多围困，有些很少经历围困，而还有一些则从来没有被围困过，像切普斯托城堡那样。切普斯托毫发未损的历史突出了城堡的另外一个军事作用，即作为攻势行动的跳板。切普斯托被有意设计来作为入侵威尔士的基地，威廉.菲茨.奥斯伯恩及其后来的克莱尔家族的继承人有效地利用了这个城堡来达到上述的目的。偶尔的情况下，切普斯托也被用来作为反抗王权的行动的基地，如1074年，威廉.菲茨.奥斯伯恩的儿子罗杰和诺福克伯爵反叛征服者威廉时就是这样的。
在威尔士西南角的潘布鲁克城堡为显示城堡的进攻性角色提供了一个比切普斯托更为明显的例子。1093年在威廉.鲁弗斯统治时期，一个诺曼贵族阿努尔夫.德.蒙哥马利（Arnulph de Montgomery）通过水路来到潘布鲁克，在一个多岩石的半岛上的一个罗马兵营的旧址上建立了一个土岗-城廓式城堡，然后开始征服乡间的土地。当1102年阿努尔夫反叛亨利一世时，亨利一世国王夺取了潘布鲁克城堡。在1138年，斯蒂芬国王将它赐予了“强弓”吉尔伯特.德.克莱尔，后者将城堡设为要塞。吉尔伯特的儿子（也叫“强弓”）使用潘布鲁克城堡作为征服爱尔兰的基地。后来威廉.马歇尔通过建筑外堡和大厅进一步加固了这个城堡。他的儿子威廉.马歇尔第二跟强弓的做法反过来，从爱尔兰（他在那里做司法官）带着一支军队过来用潘布鲁克作为镇压反叛的威尔士人的基地。
通常是城堡的进攻能力导致了其被围攻，然而，正是因为城堡的无与伦比的防御能力赋予了其军事上的重要性。城堡能随时准备应对攻击，只需要很少的维护和修理，对即将到来的攻击不需要很早就得到通知。因此，在整个中世纪，城堡始终是基本的权力中心。
第六部分 城堡的衰落
城堡军事作用的衰落在十四世纪就已经很明显了，到十五世纪急剧加速。这种衰落，跟穿戴盔甲的骑士的衰落一样，跟火药的使用有关。在百年战争的结尾阶段（1445-53），法国西部的旧堡垒在法国皇家军队的沉重的臼炮所发射的巨大石弹的打击下以惊人的速度一一陷落，而这些堡垒曾经受过许多次的围攻。不过这种新式武器并不是自动地仅凭其自身就会摧毁城堡的价值。城堡的厚厚的砖石城墙能够抵挡炮弹的攻击，也能够为自己的大炮提供平台，并拥有某种有利的条件。无论是城堡还是带甲的骑士都不是被新式火药自动地从战争中去除的，事实上，两者在整个十六世纪，甚至更晚的时候，继续参与战争中。在十六世纪的切普斯托城堡，某些高楼的城垛被修改以便能够供枪炮使用，其南边的幕墙被加厚，墙上的护栏增加了火绳枪的射击孔。1386年为了海岸防御在苏塞克斯所建博迪安城堡（Bodiam Castile）在其门房上有如钥匙孔那样的枪眼，有两种大小的尺寸。十六世纪，亨利八世沿东南海岸建立了一系列装备有大炮的城堡。
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的玫瑰战争，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和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中，盔甲和城堡扮演着重要但却日渐衰微的角色。真正摧毁他们的不是火药而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较大的政治单位围绕着君权（或独裁政体）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洲城市以及富裕的商人阶层的迅速发展。商人们缴纳的金钱税为雇佣和供应装备有昂贵的大炮的雇佣军提供了经济条件。一个单独的骑士在战场上也许比一个携带笨拙的火绳枪、没有盔甲保护的步兵更有战斗力，但是他要比十个这样的步兵价值要小，而且更加昂贵。同样的经济方面的考虑对城堡的建设也适用。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新的政治地理环境使得许多旧的边界城堡变得没有价值了，比如那些保卫长期争战的英格兰-威尔士边境以及诺曼-布列吞-法兰西边界的城堡。
在火药时代被摧毁的城堡通常是被夷平的，而不是被战争所毁坏。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内战期间，大多数的英格兰城堡集结在查理一世的领导下，它们一个接着一个被清教徒所夺取。在中世纪从未面临过威胁的切普斯托城堡也被攻破，在其被修复的南边的幕墙上的一块牌子记录了其指挥官尼古拉斯.凯梅斯爵士（Sir Nicholas Kemeys）被杀的地点。被围攻毁坏得更严重的是阿伦戴尔城堡（Arundel），其外堡的墙上的炮弹的印痕仍然清晰可见，由于受到炮火的毁坏，后来时代才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工作。更为典型的是克尼尔华斯（Kenilworth）城堡的命运，1266年的令人难忘的围攻战中，西蒙.德.蒙特福德和他的儿子在这个粗犷的老城堡中战斗。1649年，议会中开始了一项活动，旨在摧毁克尼尔华斯以免它成为一个死灰复燃的保皇党的抵抗中心，像潘布鲁克城堡那样，后者在前一年抵挡住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猛烈的围攻。蒙茅斯勋爵（Lord Monmouth）——其家族继承了蒙特福德作为克尼尔华斯的看管人，说服政府仅仅“轻微地损坏（Slighting）”这个城堡，即通过在幕墙上开口子并毁掉内堡的一座墙来使得城堡失去军事上的功用。
在大约同一个时间，黎塞留大主教在法国也实施了类似的“轻微损坏城堡”的活动，通常是截去高楼的顶部。在有些人顽固不化的情况下，比如那个年轻的阴谋家秦克.马尔斯（Cinq-Mars），黎塞留把城堡主人的脑袋连同他在罗亚的城堡的高楼的顶部一起去掉了。
城堡不但在军事上过时了，在生活上也过时了。到十七世纪，对于更舒适和雅致的生活区域的需求——在中世纪这已经使城堡发生更改，已经使得贵族产生了一种对纯粹居住宅邸的追求。有时候，一座旧的城堡或其一部分被从根本上改造为一处拥有灯光，取暖和其他生活设施的舒适的居所。它继续被原来建造它的家族不时地使用。在其他情况下，古老的内堡被听任衰朽为景色如画的废墟，而在它们的旁边或前面则建造了优美的、拥有许多窗户的居所。在这些新的居所中，城堡中的大厅（the Great Hall）——从最初的土岗-城廓式的堡垒到十三世纪的城堡中的家庭住所，遭受了变化。大厅在整个中世纪都被扩大和完善，如今随着城堡家族对私密性强的多个分开的餐厅和休息房间的需求，它开始收缩，重要性下降。十三世纪的大厅最终衰减为十七世纪仆人们的厅堂。
许多城堡对于日常的居住已经不再合适，它们有一个更为特别的用途。切普斯托的马滕楼（Marten’s Tower）被用来作为其唯一的清教徒囚犯的舒适的牢房。不过许多其他城堡——伦敦塔，巴黎的巴士底堡，还有几十个其他的——为一代又一代的囚犯，许多是政治犯，提供了阴森的牢房。启蒙运动和牢狱改革最终去掉了这个不名誉的角色。许多城堡，特别是那些坐落在首都或大城市里的城堡，获得了一个更让人尊重的角色，它们被改造成政府档案馆，文件中心或办公地点。有些城堡，如诺曼底的吉瑟尔斯（Gisors），为当地提供了优美的公共花园。许多城堡被改建为博物馆，著名的如英格兰的诺维奇城堡（Norwich Castle）藏有不列颠古代和史前的考古发现物；罗亚的萨穆尔城堡（Saumur）包括装饰艺术品和一个马匹博物馆；米兰的斯佛扎城堡（Sforza）有丰富的考古和艺术藏品。
不过在和平的功用之外，即便在现代，城堡有时候也会回复到其过去的英勇的角色。有些城堡，比如多佛，在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继续有守军驻扎，配备有武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整个欧洲范围内，城堡都有战斗的职责。许多英格兰的海岸城堡，包括古老的哈斯廷斯，都被用来作为观察哨所以及防空火炮的炮位。1940年在培文西（Pevensey）——由诺曼人在罗马人三世纪建立的“萨克森海岸”堡垒的旧墙内建造的——两个机枪阵地和一座碉堡被跟罗马城墙建在一起，并伪装成原城廓的一部分，准备用来应付德国人的入侵。四年后，这个古老的城堡成为美国空军的一个无线电指挥中心。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城堡被不断用来作为坚固的地点和防御小型武器甚至大炮的火力的庇护所。比如，1945年，美军第42师的士兵发现德国伍尔兹堡（Wurzburg Castle）的城墙能够很有效地抵挡从美茵河发射过来的德军88毫米炮弹，现代的薄壳高爆炸弹对砖石的损害程度被证明比十五世纪臼炮的石弹要小得多。
不过欧洲中世纪城堡的最终的角色似乎是作为旅游景点。在不列颠、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在导游或一本旅游手册的帮助下，再带着一点想象力，我们可以站在草木茂盛的院子里，想象那些久经风霜的石头堡垒、高楼和已经消失的木质附属建筑里重新出现了弓箭手和骑士，仆人，马匹，和车夫，领主和夫人和他们的客人，猎鹰，猎狗，猪和家禽——所有这些十三世纪的杂乱的、不安全的、让人讨厌的、然而却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的生活。
不错的资料，多谢楼主
我也在努力中 {:soso__2447710653897828563_4:} 哦............... {:soso__9551666775554781097_4:} 呆呆真是好人呀，资料太详细太全了，辛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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