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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04:38

《中国古代文化史》（电子书）

《中国古代文化史》完结
作者： 阴法鲁&许树安

中国古代文化史
前言
第一章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第一节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含义及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第三节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章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第一节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少数民族对我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第三章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
第一节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
第二节西周春秋时期典型的宗法制度
第三节封建社会中家族制度的演变
第四章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第一节汉字的起源
第二节汉字形体的演变
第三节汉字结构的主要变化
第五章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简牍制度
第二节卷轴制度
第三节册页（叶）制度
第六章儒家的经书和经学
第一节什么是经和传
第二节十三经及四书的形成
第三节十三经及四书简介
第四节早期儒家学派
第五节经学在汉代的发展
第六节魏晋玄学及唐代义疏之学
第七节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没落
第八节清代的考据之学与新今文经学
第七章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地理知识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知识
第三节唐宋元时期的地理学
第四节明清时期的地理学及近代地理学萌芽
第八章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沿革
第一节萌芽时期
第二节郡县制时期
第三节州制时期
第四节道（路）制时期
第五节省制时期
第九章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
第一节车
第二节车具和马具的演变
第三节舆轿
第四节船
第十章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
第一节中国古代兵器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石器时代的兵器
第三节青铜时代的兵器
第四节铁器时代的兵器
第五节火药的发明和火器的出现
第六节火器的发展和枪炮的制作
第十一章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一节吉礼
第二节嘉礼
第三节宾礼
第四节军礼
第五节凶礼
第十二章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中国古代婚姻爱情观的特点
第二节上古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
第三节奴隶制的婚姻形式
第四节封建制的聘娶婚及其仪式
第十三章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埋葬制度
第二节丧礼制度
第三节丧服制度
第十四章中国古代的礼器和日用器物
第一节日用器物和礼器的产生
第二节礼器和日用器物类举及其演化
第三节结语
第十五章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
第一节先秦时期的音乐
第二节两汉时期的音乐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
第四节隋唐时期的音乐
第五节宋元时期的音乐
第六节明清时期的音乐
第十六章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
第一节战国和汉代的帛画、壁画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
第三节隋代的绘画
第四节唐代的绘画
第五节五代两宋的绘画
第六节辽、金、元的绘画
第七节明代的绘画
第八节清代的绘画
第十七章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
第一节文字的孳乳与字体的演变
第二节独特的艺术与独特的工具
第三节书法辩证法与书法艺术美
第四节继承传统与求变创新
第十八章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第一节建筑与文化艺术
第二节中国古建筑的悠久历史
第三节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丰富多彩的古建筑类型
第十九章中国古代的陶瓷工艺成就
第一节原始社会的陶器艺术
第二节奴隶社会的制陶成就和瓷器的发明
第三节战国秦汉的陶瓷
第四节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新成就
第五节隋唐五代陶瓷工艺的全面发展
第六节宋辽金时期艺术瓷的成就
第七节元明清陶瓷工艺的高度成就
第二十章中国古代的髹漆工艺成就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新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的漆器
第三节由盛至衰的明清漆器
第二十一章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和货币形态的演变
第一节商品交换和货币的起源
第二节贝币
第三节早期的铜铸币
第四节铜钱
第五节金银和谷帛货币
第六节钞币
第二十二章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演变
第一节测量的起源和度量衡制度的产生
第二节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的夏商周时期
第三节封建社会初期度量衡的发展
第四节“汉承秦制”以及古代度量衡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第五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
第六节隋代的统一和度量衡大小制
第七节唐宋时期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度量衡单位制的改进
第八节元明清时期的度量衡
第九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度量衡的改革以及万国公制的推行
第二十三章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演变
第一节西周以前的天文学知识
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奠基
第三节秦汉魏晋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成熟
第四节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完善
第五节宋元时期天文历法体系发展的高峰
第六节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的没落和中西天文学的融合
第二十四章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成就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古代先进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生产工具
第三节科学灵活地掌握农时
第四节充分利用土地
第五节选种育种成就
第六节蚕桑、园艺和畜牧兽医方面的特殊贡献
第七节劝课农桑和古农书
第二十五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第一节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
第二节指南针和其他物理学成就
第三节火药及炼丹化学
第四节生物学上的出色成就
第五节自成体系的中医药学
第六节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第七节矿物学和采矿技术成就
第八节后来居上的冶金技术
第九节举世瞩目的机械发明
第十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科学
第二十六章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沿革
第一节先秦职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第二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的演变
第四节隋唐五代的三省六部制
第五节宋朝的二府制及辽金元官制
第六节明朝的内阁制
第七节清朝的职官制度
第二十七章中国古代的选举和科举制度
第一节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和“禅让”
第二节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
第三节封建社会初期选举制度的变革
第四节两汉时期的察举和征辟
第五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第六节科举制度在唐朝的确立
第七节科举制度在宋朝的发展
第八节元朝科举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第九节明清科举制度的三级考试
第十节关于八股文和试帖诗
第十一节明清的监生和贡生
第十二节清末对科举制度的改良和废除
第二十八章中国古代的神道观念和主要宗教
第一节鬼神观念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
第二十九章中国古代民间神鬼信仰
第一节自然神信仰
第二节人神、人鬼信仰
第三节社会神信仰
第四节神鬼信仰与民众的社会心态
第三十章中国古代的禁忌习俗
第一节禁忌概说
第二节宗教信仰与禁忌
第三节社会习惯与禁忌
第四节综论
第三十一章中国古代的重要节日
第一节节日的内涵及中国传统节日的概貌
第二节春节
第三节寒食与清明
第四节端午
第五节七夕
第六节重阳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07:47

第一章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第一节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含义及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
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含义
关于中国、华夏、“夷狄”等词的出现及其含义的演变，是与中国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的。我们得另在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一节中加以叙述。本节叙述的重点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在当代确立的含义，同时也追溯其发展演变过程。
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即已出现，南北朝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文中有：“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晋书·陈■传》记载陈■于东晋初上书给王导，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所……”，这里以“中华”对“边陲”，是指郡县地区与全国而言。至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评论说：“若使（亮）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必不出曹操诸谋士之下。这里是以中华称中原地区。《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宗上书魏孝文帝说：“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戎狄”，自居中华正统而斥江南朝廷为“南伪”了。总之，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其含义在古代与中国一词相当，在许多场合是同义语，论地域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一般指汉人；中华又是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称“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
把“中华”一词用于政治领域，在古代大概功效最明显的要推朱元璋。他在吴元（1367）十月命徐达等北伐后发布告谕中原各地人民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且说：“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1)以“中华”对“胡虏”自然是族称，以之对塞外，则是地域。洪武元年（1368）二月又“诏复衣冠如唐制”；
(2)当然又属于文化与礼俗等内容了。但一般著作都只征引檄文中上述内容，而忽视了朱元璋在檄文中还说到“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承认元统治中国是符合天命，因而也就承认它是合法的了。此外，他特别强调蒙古、色目虽然不是“华夏族类”，但“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当徐达攻克汴梁（今开封）以后，朱元璋也随即到达。当他南归时，徐达等到陈桥送行，朱元璋诫谕诸将说：“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子孙台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因而命诸将，所到之处“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居，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
(3)甚至在元大都（今北京）已平，顺帝北走之后，朱元璋在宣布各项善后事宜的诏书中，头一条即指出：“元主父子，远遁沙漠，其乃颜、蒯突等类，素相仇敌，必不能相容，果能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
(4)这些都说明朱元璋推翻元朝，在他看来和以往朝代革替一样，都是天命归弃的表现。他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动员了当时苦于元朝压迫的汉人及各族人民，但并没有渲染民族仇恨；相反，对蒙古、色目以至元朝宗戚、顺帝父子都采取宽容政策。这一方面说明了朱元璋的政治远见，同时也是中国已经有了多民族共处的长久历史传统所致。使“中华”再次成为政治口号，当以清末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在同盟会纲领的“民族主义”中，借用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的主要任务乃是推翻专制帝制，实现民主共和。孙先生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把中国各民族结成一体，为推翻专制帝制，创立中华共和国而奋斗，其中包括满族在内。在建立同盟会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的名称，孙先生认为：“不必也。满洲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
(5)他又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6)孙先生这种主张，与单纯以反满排满为目标标榜“种族革命”的政治派别划清了界限，因而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支持。民族，在古代汉语里，用人、种人、族类、部落、种落等词表示。以民族一词用来表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则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从日语中引进的，当时用法较为复杂，很多场合下与“种族”混用。直到目前，各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含义也不完全相同，一般则是指从古到今所有处在各种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上拥有较稳定族称的民族共同体。
(7)在民族一词引进之后，不久也就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最初一般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解释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8)这种解释仍未脱离古代传说观念的范畴。然而当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边疆时，边疆各民族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主权，其中著名的如晚清云南保界运动中的云南各民族，以明清两朝行使管辖的实证与英帝侵略者抗争，保卫了祖国的西南边疆；西藏1904年对英帝入侵者的抗战也充分体现了藏族人民为维护中华民族主权，同仇敌忾，不惜牺牲的精神。又如辛亥革命以后，帝俄策动当时外蒙古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宣告“独立”，而1912年10月和1913年10月，哲里木盟10旗王公在长春两次举行东蒙古王公会议，讨论赞助王族共和，拥护民国，反对外蒙古“独立”。
(9)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又召开了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
(10)这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向世界宣告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政治宣言。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客观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1月23日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民族主义”说：“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11)在这个文件中还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曾经有数以百计族称的人们活动于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之间以共同劳动、和平交往为主流，但也有战争；有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共处，有时在分裂割据状态中由纷争而接近乃至融合，主流是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清朝乾隆时期，已将中国所有地方都置于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之下，标志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古代民族联合过程的完成。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民族，无论他们与当代56个民族有无直接的渊源关系，无论他们是越来越兴旺发达，还是经过一段发展之后，其名称已经消亡而人民与文化均融入其他民族当中，更无论他们是在世居之地继续发展，还是移居它区，以新的面貌发展，尽管情况千差万别，但都对开拓中国疆域、创造中国文化以及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过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历史，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自然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中华各民族的整体性，中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如上所述，实际上是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的千百年历史中早已存在和发展着，但在没有外部对立物的古代，这种一致性与不可分割性，不能成为各民族的自觉认识，由于国内民族压迫制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间的隔阂掩盖着相互间根本利益的一致。在近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对立物，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突出的社会矛盾，于是各民族由自发走向自觉联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漫长过程中，华夏/汉民族起了主导的作用，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或者说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这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汉族起了主导作用，便忽视以致抹煞其他兄弟民族及其祖先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中华大地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起着主导作用，同时边疆各民族的贡献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内容，使中华文化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元区域性发展的特点，并且不断在多元文化汇集交融中使中原文化得到新的勃兴、转化，因而又具有更强大的辐射力。

二、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这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历史与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
亚洲以帕米尔高原为中轴，向四方伸延出许多著名的大山脉，将东亚、南亚、西亚分开，而中亚也以帕米尔为限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东部即我国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这就构成：
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即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其西北为帕米尔高原，山路崎岖，虽有一线可通，汉代已形成丝绸之路，然而这巨大而高寒干旱之区，在整个古代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极限。西南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而横断山脉江河阻隔及热带丛林瘴疠之区，越往古代越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障碍。北方地势起伏不大，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然而中国古代的民族历史舞台，常以萨彦岭、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线为限，此线以北各族人民虽与此线以南人民族类相近，终因极北严寒苔原、人烟极稀，很少与中原人直接往来。东面自黑龙江东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有2万多公里的海岸。
唐代以来，海上交通日见发达，在明代还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此举并未导致中华民族向海洋发展。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人们都相信先秦已产生的下面这一地理概念，即认为中国四面环海，内部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天下”。虽然中西交通在陆路与海路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人们对中华大地四限以外自秦汉以来已有所了解，但是中华民族基本上仍表现为，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多民族内向凝聚。
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特点之二，是自西向东构成了落差显著的阶梯，西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第一阶梯。其以北以东及东南，有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等浩瀚高原与巨大盆地相间分布，海拔降到2000—1000米以下，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为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东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其平均海拔低于500米。其中仅少数山峰高达2000米左右，相当一大部分地区为丘陵，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是第三阶梯中最低平的地带，在滨海地带更低于海拔50米。如此落差显著的三大阶梯，像一把巨大无比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因此，季节风气候显著，加上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形成多种多样的气候。以雨量而言，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中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外，一般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尤其西北内陆，距海数千里之遥，加上山岭阻隔，东方从太平洋、南方自印度洋吹来的湿暖夏季风鞭长莫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从世界范围看，大沙漠集中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上，中国这一纬度因受海洋季风影响成为雨量充沛的亚热带地区，而沙漠却分布在中纬度的西北内陆地区。至于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特点，自成气候大区。
如果说中华大地东西跨60个经度以上，内陆以距海远近而形成自东南向西北湿润与半干旱、干旱明显递交，则南北跨30多个纬度，以一些名山或大川为天然分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从南向北递变。当代南北气候带的基本情况，与有人类活动的以百万年计的洪荒时代相比，无疑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当今干旱的西北内陆在地质史上曾经是温暖湿润之区。
(12)但总体上从南向北平均气温递减的规律，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由于这种南北气温递减，东西雨量递减的气候特点，于是以北起大兴安岭、中经陇山、南至邛莱山南下为分界，即北起黑龙江黑河（今爱辉），南到云南腾冲一线，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为农业区，人口集中，地域面积占总面积的40％以下，人口却在有数字可统计的近2000年中，一直占绝对大多数，近千年来大约一直保持在90％以上。西部面积占总面积60％以上，主要是草原游牧区，穿插分布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人口通常以稀疏为特点，近千年来大概均在总人口10％以下。然而，河西走廊和天山以南的中亚东部，是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部及南亚与西亚的咽喉和枢纽。中国西部并不因其地广人稀，减少其在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相反，在这一地带，至今仍保存着许多汇聚中国各民族文化及南亚、中亚、西亚文化的遗迹，表明了中国西部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受上述两大特点制约，
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第三大特点，是农业区与游牧区及农牧民族发展常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这和欧洲农牧结合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在中华大地南北农牧民族发展带，自古就是不平衡发展，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也有发展程度明显的差异，大致是：秦岭淮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也就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狩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这三大区域三个民族分布带的交替作用，农牧两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部联系之所在。
(13)所以中华大地四限之内，自成体系，有多种地形，多样气候，而又资源丰富，互通有无，为多类型经济和众多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极雄厚的物质条件。


第二节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自春秋战国时起，传统的观点认为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尧舜时投“四罪”于四裔，于是有了蛮夷戎狄。
（14）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由于共工、?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古代这种歧视边疆民族而又认为与华夏同出一源的正统观影响是很深的。
另一方面，自17世纪西欧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时起，即有人认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来自埃及，以后又相继有人认为来自西亚、中亚、南亚或东南亚。于是有所谓“西来说”、“南来说”，还有认为来自西伯利亚、蒙古的“北来说”。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皆可归入“外来说”。除了“外来说”以外，当然也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著文化。
(15)对于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自身有非常丰富的典籍。古代汉文历史文献宝库，居世界之冠，而藏、满、彝、傣、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历史文献，也是丰富多采的。这些均为我们考察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尽管如此，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诚如已故的夏鼐教授所指出的：“我以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来解决。”
(16)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考古学的飞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科学依据。虽非所有问题都已弄清楚，有些重大问题还缺少关键性的环节，但根据我国旧、新石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进行总结，彻底推翻了形形色色的“外来说”，肯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虽然在其发展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就起源而论是土生土长的。另外，也使传统的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得到了修正，证明了中华文化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呈现向中原内向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这种特点，在近年来由老一辈考古学家所倡导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中，已显示其轮廓。

一、中华远古人类及其文化证明了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证明了在我国人类进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的各个阶段没有缺环，可以建立较完整的进化序列。
(17)已发现的古人类遗骸地点，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和长江中游，然而到晚期智人阶段，分布范围大为扩大。目前所知，东南至台湾台南，西南至云南丽江，东北至黑龙江哈尔滨，北方至内蒙古乌审旗都已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而旧石器地点的发现，也比较集中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中游。属晚期智人阶段的文化，在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晚期文化，目前已发现最北的地点达到黑龙江边呼玛十八站。在青藏高原4000米以上的地方也发现了旧石器，这么高的地方发现旧石器遗物，创造了考古学史上的新记录。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记述，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约300处，它们的分布面包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所有这些都说明晚期智人阶段，中华大地上已普遍有了人类在那里创造着历史与文化。
关于人类的历史，目前一般的说法是300万年左右。众所周知，1956年在云南省元谋县那蚌村发现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已得到确认；此外在云南禄丰县，还发现了丰富的腊玛古猿化石。上述发现表明中国的西南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为了对我国远古人类各进化阶段有个轮廓的了解，今择要叙列如下：
直立人   又称猿人，是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大约从人类起源一直到距今10万年以前。目前已得到普遍确认的有元谋人、蓝田人（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北京人（北京周口店）、郧县人（湖北郧县）、郧西人（湖北郧西县）、和县人（安徽和县）。
早期智人   又称古人。从我国的材料看，这一阶段人类生活在距今10万年至4万年以前。其中重要的发现有大荔人（陕西大荔县）、丁村人（山西襄汾县丁村）、许家窑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金牛山人（辽宁营口市金牛山）、长阳人（湖北长阳县）、巢县人（安徽巢县）、马坝人（广东曲江县马坝）。
晚期智人   又称新人。这是生活在距今约4万至1万年以前的人类。举其要者有：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山西朔县峙峪）、河套人（内蒙古乌审旗）、安图人（吉林延吉安图县）、哈尔滨人（黑龙江哈尔滨市阎家岗）、柳江人（广西柳江县）、兴义人（贵州兴义县）、丽江人（云南丽江县）、左镇人（台湾台南县左镇）。
上述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体质，显示了与蒙古人种的联系，表现了在蒙古人种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各个环节上的形态与特征。而他们创造的中国旧石器早、中、晚各时期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古人类画集·前言》指出：“我国境内已知各阶段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有许多共同点，有鲜明的继承性，各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有铲形门齿，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兼有尖状器和砍砸器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批判。”
(18)铲形门齿为蒙古人种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元谋人的两枚上内侧门齿，即已呈铲形构造；
(19)可以说已呈现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初步端倪。至晚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更有许多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或相同之处，并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中华大地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及其体质特征表明，这里应是蒙古人种（黄种）的故乡。他们当中可能有些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发展中已移徙中华大地之外，但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应是来自这些远古洪荒时代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的人类。在中华民族中，虽然有像回族那样的从中华大地以外移居于中国，并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融合了其他民族的许多成分而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民族，但是，就绝大多数中华民族的成员而论，均起源于中华大地，并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与发展，共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和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中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吸收消化了许多外来成分，但它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扩散

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标志，是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与纺织术的出现，人类已由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采集经济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社会发展也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制的繁荣，在新石器晚期已呈现出氏族公社走向崩溃、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萌芽发展的趋势。到目前为止，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发现新石器遗址，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有7000余处，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边疆地区结束得要晚些。依据各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性与相互关系，可以归纳为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具有内在联系与统一性的特点。随着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的进展，这个特点必然会越来越明确地为人们所认清。
强调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并不抹煞它们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毫无疑问，黄河中下游存在着的两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其发展序列，也较其它区域清楚得多，是目前发现遗址最多、研究得最充分的两个区域。
黄河中游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带，北涉长城一线，南至汝颍中上游。其序列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是：前仰韶文化（前6000—前5400年）
(2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
(21)继承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了。黄河下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为主，南延淮河以北，东沿海东北达于旅大地区。其序列为：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400年）
(22)——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亦称典型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隙。必须强调的是，两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从早期开始就存在互相渗透的现象，但又是各成系统的两种文化。过去一般认为与仰韶文化相对的是龙山文化，实际上在黄河下游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东西相对、平行发展的是大汶口文化。关于两个文化区的相互关系及与其它文化区的总趋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明确指出：“其前期是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带为其核心的仰韶文化向周围扩大其影响为主，其后期则是以东南诸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
(23)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突然衰落，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不断向黄河中游呈现统一的趋势，以至在黄河中游继仰韶文化发展的是河南、陕西、山西各具特点的龙山文化。其影响继续播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上游和长城内外。虽各地龙山文化与山东（典型）龙山文化仍可区分为平行发展而又互相渗透的地区性文化，但总趋势是都具有龙山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相当典型的汇聚与交融现象，反映着创造这些文化的诸氏族部落集团的交往、斗争和融合。
长江流域是中华新石器文化另一个最重要的起源区域，也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虽然目前还不能像黄河中下游那样准确地归纳其序列，但其大致轮廓仍然是清楚的。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迄杭州湾地区，北以南京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其序列大体是河姆渡（早期）文化（前5000—前4000年）——马家浜·松泽文化（前4300—前3300年）；
(24)——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年代相当，而文化面貌也有若干共同处，过去曾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的一种变体。另一方面良渚文化许多内容又是商文化的一个来源。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川东，北达豫南。其序列目前尚多争议，暂归纳为：皂市（下层）文化（碳14测定6920±200，约当公元前5000年）——大溪文化（前4000—前3300年）——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600年）。
(25)——湖北龙山文化（约当公元前2400年以后）。其中屈家岭文化对大溪文化的继承关系比较明确，且又明显受仰韶文化影响，在豫南鄂北颇与仰韶文化交错分布。
还有一点颇饶兴趣的是：长江流域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分别受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的影响。但淮河以南是以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以北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虽互相有渗透，但区域划分是比较明确的。这两种不同的农业文化各自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区域，同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起源之区。
其它对以燕山为中心的长城南北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甘青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轴的华南文化区及北方狩猎与渔猎文化区，目前正在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与归纳。其中燕辽文化区，由于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庙”的发现；黄河上游则由于彩陶在黄河中游衰落之后，在黄河上游反而得到发展；华南由于陶器出现于明显存在农业之前，且年代约略距今9500—10000年左右，明显早于中原新石器文化等因素，均引起了考古学界与史学界相当深切的关注与研究兴趣。北方、西南与西北以及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文化也随着实物发现的增加，研究工作日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数十年以前，“新西来说”者，主要依据彩陶等文化因素断定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从两河流域与中亚等地传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安志敏教授在详细分析了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各方面内容之后总结说：“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同中国东部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更是息息相关。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彻底破产。”
(26)中华新石器文化的诸多文化区域与系统，都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在与邻区文化互相渗透中形成的。其中黄河中下游两大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新石器文化的主干，并且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千年间，形成了文化面貌渐趋一致的发展趋势。
中华新石器文化还表明，中华大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重要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如前一节已叙述的农牧业分布三个发展带，在新石器时代，其基本格局已经萌芽发展。即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家畜有猪、狗、鸡、黄牛、山羊、绵羊、马；南方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区，家畜有猪、狗、鸡、水牛。到新石器晚期，猪、狗、鸡、牛、羊、马六畜已基本具备。当然，这个界限不是截然不可逾越的，互相渗透的现象同时存在。
粟在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已有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稻在河姆渡遗址中也已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这些都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经过种植的作物品种的最早标本。在秦长城以西以北新石器时代主要是狩猎与渔猎区，后来大多数狩猎部落均发展为游牧民族；渔猎部落则经过长期发展，成为渔猎或农业民族。中华民族这种在起源阶段已萌芽的南北农牧三带经济区域与民族发展，对中华民族全部发展与形成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华民族最早的国家为夏、商，都在黄河中下游。但是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建筑群、
(27)辽西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庙”
(28)所包含的殿堂建筑模式与祭天、陵寝等内容均与商周及以后中国古代制度有渊源关系。而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商周甲骨文字和青铜文化均是以黄河中下游两个文化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主要源头，同时也是其它多种新石器文化内向汇聚熔铸的结晶，表明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如星火点点，又源源汇聚于中原，聚成熊熊篝火，使古代的中华文化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便是中华新石器文化所揭示的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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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远古传说中的各氏族部落集团及其互相斗争与融合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了中华大地的远古时代实际上存在过许许多多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和若干部落集团。当时没有文字，遗留下来一些神话和传说也过于简单，且经过记录者整理和改造，其本来面目已难复原。目前，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专家搜集整理中国远古神话，特别是已有一些专家开始搜集整理中国少数民族至今还在口头流传的有关宇宙、人类、祖先、事物起源等神话，与文献记录的远古神话进行对照研究，已获得不少发覆识微的成绩。同时学者们在古代史、民族史、考古学等各领域，也都在探寻以考古、文献、民族学多方面材料置于一炉共治的方法，希望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及各民族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
从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开始，即有关于帝（天帝）与祖先崇拜的记录。春秋战国诸子，竞相征引远古神话作为其学说的历史根据或例证。他们互相驳难，对神话的取舍各有异同，因而即使同一神话，各家理解难免互相矛盾。我们只有将他们征引的神话与他们的学说加以区分——把前者当作春秋战国时人保存的神话史料，后者当作春秋战国时诸子思想史料分别加以研究——才能从诸子书中找出比较可靠的远古神话资料来。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大约以《楚辞·天问》与《山海经》为神话渊府。
按照《国语》、《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五帝德》的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为炎帝与黄帝。夏、商、周、秦、楚等都出于黄帝一系。徐中舒与唐嘉弘两教授据以列出其世系简表如下：（横线表示父子关系）

诚如徐、唐两先生所指出：“从上述世系简表分析，炎、黄本出一父，夏、商、周、楚均出一源。如果完全相信这些世系，从而作为编撰中国古代史的依据，无疑是不科学的，和历史实际有所牴牾。”
(29)春秋战国时，人们还知道在“太古”时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
(30)这是一幅原始群居和母系氏族社会的图景。关于燧人氏、有巢氏的传说，大概是远古洪荒时代先民发现火的功用并钻木取火与巢居的反映。旧石器时代，已经获得了这些成就。至于神农氏的传说，表明了农业已经出现，这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而关于太昊、少昊、黄帝、炎帝、伏羲、女娲等传说，反映着远古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东西南北各部落集团原本奉祀不同的天神与祖先神的情形。按照徐旭生教授《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划分，中国远古部落大体是三大集团，即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颛顼（高阳）、舜（有虞氏）、祝融等族。黄帝族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因姬水而得姬姓；炎帝族则肇端于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区，因姜水而得姜姓。此后，两族各有一部分东移。炎帝族顺渭水、黄河一直发展到今豫南及豫、冀、鲁三省交界地区，黄帝族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北岸，沿中条山、太行山脉，直到今北京附近。
太昊（皞）、少昊（皞）、蚩尤均属东夷集团。其分布：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达到山东全境，西至豫东，南至淮河南北，东至海。
三苗、伏羲、女娲、?兜属苗蛮集团。分布以湘、鄂、赣为中心，北达豫南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
以上三大部落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终至融合成为华夏，就是汉族的前身。徐先生此书作于30年代，50年代进行了较大的增订。现在考古发现与古史研究证明其中有些划分不尽合理，但他断言华夏是由许多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原属于不同集团的天神祖先神同出一源，反映了华夏本是由不同氏族部落集团融合而成的族体。
按先秦文献记载：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起来与九黎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东南），打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取得了对九黎的决定性胜利。随后，炎黄又大战于阪泉（一说与涿鹿同地，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县盐池），三战而黄帝打败炎帝，成为黄河中下游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与融合，反映着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长期交往、互相影响，最终通过兼并与征服结成稳定的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他们进行战争的时期，正好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文化承继发展仰韶文化，在河南、陕西、山西等省都产生了有地区特点的龙山文化的时期。这种吻合，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取得胜利的征服者，在文化上反被发展程度比它高的被征服者所同化的第一个例证。
在黄帝以后，尧、舜、禹相继以禅让方式成为大首领，实际上是以推举方式确立大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在这个后世发展为强大王朝的部落联盟中，姜、姬各部落居于优势，东夷各部落也拥有很大的势力，几乎每次禅让都经历了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剧烈斗争，最初的几个夏王，也都是经过夏夷两大势力的反复较量才得以确立的。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31)《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孟子征引这些远古传说，不失为黄河流域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结成大部落联盟过程中的斗争与融合的生动证明。
其它远离中原的氏族部落，因山河阻隔，在先秦时其名少闻于中原，其事鲜见于载籍。不过新石器时代遗存下来的文化证明，那些地区确有不少氏族部落在创造着历史和文化，后世在这些地区曾兴起过许多民族，不断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创造令人瞩目的业绩。他们的祖先传说，或则不断充实于史籍，或则至今在兄弟民族中流传，是中华民族起源传说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

第三节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华民族的孕育及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大融合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来看，一部先秦史，可以说是华夷对举的发展史。华是指华夏，是汉族的前身；夷是泛指四周各民族。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融合，华夏族体的雏型已经形成。复经春秋战国，华夷对举与夷蛮戎狄配合东南西北的格局的形成，为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华夷统一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历史的基础。可以这样断言：先秦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

夏商西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但都是在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以至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朝。1934年，古史专家傅斯年教授撰《夷夏东西说》，指出：“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32)

夏的来源，第二节引述孟子的见解是来自“西夷”，实则夏兴起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及伊洛平原，发展达于晋南汾水、涑水平原。目前考古学界往往以分布在豫西的二里头类型和分布在晋南的东下冯类型为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是一种上与河南龙山文化相承，年代相当于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的早期青铜文化。按夏的区域与商、周两族兴起地区而言，夏居于周与商的中间，所称“西夷”，是对商而言。

商的来源，据《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种以鸟为祖先来源的颂诗，已为甲骨文献所证实，(33)说明商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商的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契，商族起源，一般认为在鲁西豫东北，在其发展中活动到今河北易县一带。上引傅先生论文及其所撰《东北史纲》主张商起源于河北东北部之说，依据红山文化中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于志耿、李殿福与笔者合撰《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及《商起源于幽燕说再考察》，(34)又对此说加以引伸，论证商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以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即今冀、鲁、豫接壤地区及泰山一带。在南下以后先商发展时期，也许对夏朝有某种封贡关系，但商人往往以“西邑夏”称夏朝。夏、商是东西对峙的两大势力。商灭夏，两族文化上进一步融合，使商代文化有了更高的发展。

《国语·周语上》记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据此，周是从山西南部西迁的一支夏人，兴起于戎狄之间。但按照《诗经·大雅》中《绵》、《大明》、《思齐》、《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及《周颂·天作》等篇记述，周族始祖母叫姜嫄，“姜”通“羌”已成定论，周人的祖先大概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其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弃，称为后稷，活动于泾、渭上游。他的后世在与戎狄斗争中经过多次迁徙，才定居于渭水中下游岐山周原一带，(35)商末成为商的诸侯，文王甚至称为西伯，是西方诸侯之长，作丰邑，为灭商做了政治准备。到武王时，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及其它众诸侯，一举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于是黄河中、下游的东西两系统一于周。

现在有的学者主张夏、商、周三族为三个民族。从严格意义上讲，三族祖先来源不同，分属东西两大部落集团，最先发展的地区各异，但三代文化、制度，差异性小而共同性大，至西周已融为一体，华夏族体已粗具规模。说华夏雏型由夏商周三支不同的主要来源复合而成，比较确切，说是三个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则有失严格的科学性。其理由：第一，夏兴起与发展的豫西、晋南，周兴起与发展的渭水流域关中一带，是由仰韶文化东西两大类型发展为河南、陕西龙山文化的区域，而先商活动的河济泰山一带，更是典型龙山文化发展的区域。由此可见，夏商周兴起与发展的地区，都是在龙山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地区，其文化都是在龙山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夏商周先世发展时期，这些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共同性已大于地区差异性，以至目前很难区分夏文化与商文化。第二，按照远古传说，夏、商、周三族始祖与祖先崇拜传统各异，却都是在黄帝建立的大部落联盟中发展起来，他们已初步把不同来源的祖先汇聚成以黄帝为始祖的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鲁国闻人展禽（即柳下惠）关于祀典的一段名言，最后他归纳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有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禘、郊、祖、宗都是祀典的名称。炎帝姜姓，黄帝姬姓，他们同出一源，可能与周有更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与商族显然并非同一来源。但是商人却承认自己是黄帝后裔。可见在华夏雏型形成时并非都是黄帝子孙，之所以不同来源的各支系均奉黄帝为共同祖先，无非是以第一位大部落联盟的缔造者为象征，这表明商已有与夏认同的民族意识。直到今日，中华民族特别是海外华侨与华裔都以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也是以炎黄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并且以之作为联系中华民族共同感情的纽带，这并不抹煞中华民族有不同祖先来源的事实。第三，夏的语言即周所尊崇的“雅”言。虽然迄今尚未发现可以确定为夏代的文字，商、周甲骨文字则属同一体系。第四，《礼记·乐记》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以后才封夏、商之后。这种区分，无非强调周封黄帝、尧、舜后裔的迫切与对他们的尊崇心情。历史事实却说明，西周分封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完成的，其基本格局至少经历了武、成、康三王。按《史记·陈■世家》记载：“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以奉夏后氏祀”。此外，周武王还封纣子武庚以奉商祀，周公东征灭武庚，复封微子于宋以奉商祀。(36)可见，西周所封诸侯，大多为周宗室姬姓诸侯，一部分为申、吕、齐、许等姜姓舅氏诸侯，还有一小部分为黄帝、尧、舜、夏、商之后。其封域以镐京（今陕西西安县北丰镐村附近）、雒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为中心，西至陇山以东，泾渭上游，北至燕蓟，东至齐鲁，南至江汉，同称为夏，并且把洛阳以东，大部分属商人的中心区称之为东夏。(37)这里，“夏”是族称。第五，孔子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38)三代的基本制度相同而有所因革损益，已为近世考古与古史研究所证实。

综观以上所述，夏、商、周三支不同来源，在西周已复合而成同一民族的雏型，并以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作为族称。中国这个名称，在周武王、成王时，已经出现。

据于省吾教授考订：“商代甲骨文没有或、国二字。”至周初金文才出现“或”字与“国”同用，是指城邑。(39)在商代已有了中商、大邑商居于中，称中土，而四方诸侯称东南西北土的制度与地理概念。对周边各族称“方”。

至周成王时可以确定地说，已出现了中国的名称。《尚书·梓材》有对周成王的追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是指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中国”显然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谓：“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这里“土中”即“中土”。若以周居于夏之西，商居于夏之东而论，处于伊洛平原的夏区称为“中国”或“中土”是最恰当不过了。《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说：“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与“京师”，“四方”与“四国”互称。郑笺：“中国，京师也”。在这里，国是都邑的同义辞，中国即天子所居的城，以与四方诸侯对举。这与“中商”对“四方”意义相同。《大雅·荡》又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又说：“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奰，怒也。……鬼方，远方也”。郑笺：“此言时人■于恶，虽有不醉尤怒也。”这是西周末，诗人引述周文王以殷商失德于中国，使中国怨怒，以至远方各族也怨怒的告诫，来警刺周厉王。《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郑笺：“恫、痛也，哀痛中国之人也。”也是以诗警刺周厉王无道，天降丧乱，使周室丧失了立国之基。这些诗句又是以商周封域与远方对举了。不过西周夷夏之辩尚不甚严，比如周人时而贬商为“戎殷”，(40)时而又尊之为“大邑商”。西周时，与周边各族的交往较之商代已有所扩大。相传成王时曾有过各族共朝天子的“王会”。另一方面，也与淮夷、徐夷、荆蛮、犬戎、?狁等多次发生战争。

在西周初期出现的中国有三种含义：（一）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对举；（二）商周封域，与远方相对；（三）专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这是最初的夏区，后来引申，周在克殷以前已称其中心地带为“区夏”，也就是夏区。由于周所封诸侯，称为诸夏，因而也都是中国了。但周的疆域概念并不限于封域，《左传》记鲁昭公九年（前533）晋国梁丙率阴戎侵犯属于周王所有的颍，周景王使詹桓伯责备晋国，说：“我自有夏以后稷，魏、骀、芮、岐、华，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是包括周边各族在内的。

到了西周晚期，周边各族，尤其是西北与北方各族大举内徙，以至两周之际与春秋时期在中原造成了各族交侵杂处的局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齐桓、管仲首倡“尊王攘夷”，以成霸业；其后，晋、楚相继，维持争霸政治一个多世纪。在《左传》、《国语》等书中，记述春秋时人，不仅称西周所封诸侯为“诸夏”，也称“诸华”，或“华夏”连称。华夏与中国同义，夷蛮戎狄合称四夷或四裔。《左传》记载鲁闵公元年（前661），“狄人伐邢”，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慝，不可弃也。”鲁定公十年（前550），齐与鲁和，两君会于夹谷。齐谋以东夷莱人劫鲁侯，孔子责齐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使齐侯自认失礼。孔颖达疏解说：“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实则，夏训大，“广居也”，是以住土木结构的大房子为特征，未必有傲视他族而自为尊大的意思。“华”则自居礼义文采，视他族为不知礼义的“野人”，甚至是“禽兽”，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明显。所以春秋时“华夏”既是族称，又是地理与文化的概念。在当时族类与文化的区别，都被重视，仍以文化为最根本的区别原则，华夷彼此之间亦可互换位置。罗泌在《路史·国名纪》中综览先秦国名的变化，概括说：“《春秋》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以楚为例，楚出身于祝融八姓，西周初封之于荆蛮地区。在西周晚年，熊渠即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竟藐视周天子，率先自称王号。虽又自动撤消，然中原已视同荆蛮了。楚武王仍不讳言“我蛮夷也”(41)，然而孔子在《春秋》鲁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十七年，前597）记楚晋邲之战，晋师败绩的事，以楚为礼而贬晋。另一强大诸侯秦，源出东夷，其远祖西迁陇山地区，在戎狄中成长。平王东迁，以镐京地区封秦为诸侯，渐发展为大国，兼并诸戎，其势足与晋楚抗衡。然而终春秋之世，中原诸侯视秦为西戎，“不与中国之会盟”。这些例证说明，春秋时区分华夷礼义文化的标准看得比族类的差别还高。

如果说春秋时，诸侯还能聚集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举行“会盟”，到战国时，“尊王”的旗号已被兼并所代替，天下一统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攘夷”的任务也已经大体完成。原来被视为戎蛮的秦楚两国，与三晋、燕、齐并列七雄，同称中国与华夏，而春秋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与诸夏交往杂处的各族，此时不少已经华化。夏、周出于羌，商出于夷，是一个文化汇聚与融合的历史过程。战国时形成的中原三晋，东方齐鲁，南方楚，西方秦，北方燕几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样无不是以当地华夏为核心，各自融化了夷、蛮、戎、狄一部分及其许多经济、文化因素而形成。可以这样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在华夏已形成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必经的历史结局；华夏民族共同体则是以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集团交融汇聚形成的核心，由四方各族分化出一部分在河、淮、江、汉地区融合而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南北旱地农业文化与水田农业文化地区的统一与融合，同时也有许多来自西北与北方游牧各部的人们来到中原，融入华夏之中，对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仅起了催化作用，也加入了许多新的有活力的因素。所以，华夏是由多源汇聚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从其来源看，与四方各族都有共同的渊源关系，从区别看，则是文化汇聚与分化的结果。张正明教授曾论证说：“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无论从血统上来说，华夏都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42)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前面已经说过，西周时“夷”、“蛮”、“戎”、“狄”还没有与“中国”配成东、南、西、北、中五方，那时是京师与四方诸侯对举。春秋时已有四夷的名称，盖指四方之夷。到战国，随着统一的条件成熟，从意识形态到地理划分，都已打破诸侯疆界，形成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大一统的观念。《禹贡》打破诸夏封疆，统一划为九州，又根据各地民族远近及其社会特点，分为五服，从而创立根据各地土壤高下与物产不同来确定赋税等级、根据民族特点来确定不同管辖政策，形成“声教讫于四海”这样一种统一的地理观念与政治理想。《禹贡》托言于夏禹，实则为战国时作品，经各家考订，已成定论。《周礼》虽然依据的是商周以来相传的官名及其职掌等历史资料，然而作为后世中国封建王朝所宗仰的统一政治学说，完成于战国。其《职方氏》条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也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统一的政治模式，所谓四、八、七、九、五、六都言其多，不是夷有四种、蛮有八部之类。《礼记·王制》谓“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于是五方整齐，称为“天下”与“四海”的格局形成了。这个华夷五方相配而又都统一于“天子”的政治模式，是从春秋开始到战国才发展完成的。(43)与中原形成统一的趋势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战国晚年也出现了东胡、匈奴、月氏三大势力互相兼并角逐的局面。西南夷以百数，而滇与夜郎号为强大。百越分散，与诸夏文化相近。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不仅为诸夏统一创造了历史前提，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在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内在联系的发展



中国自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发端到确立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是在中国形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客观地发展着、巩固着。这个长达2100余年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为发端阶段，此阶段中华民族史上出现第二次大融合；隋唐辽宋金夏为发展阶段，此阶段中华民族史上出现第三次大融合；元明清为形成与确立阶段，也是当代中国各民族均已形成的阶段。

首先，中国的疆域基础是秦汉奠定的，以后虽经多次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再分裂，经隋唐发展至元明清，终于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全得到确立与巩固。历代王朝，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中国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并且每次分裂之后，都归结为更高度的统一。

战国七雄，各自统一一方，都是多民族的诸侯国。所以秦统一已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性质，南北农业各民族，基本上已统一于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秦修筑万里长城以限南北，对游牧民族采取防御政策。秦汉之际，匈奴首领冒顿建立单于国家，并东胡，走月氏，经过几十年，到汉文帝时，使东起大兴安岭山脉，西至今新疆以至中亚一些地方，北至贝加尔湖，“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44)成为统一的多民族游牧军事国家。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北部游牧区统一与南北农业区统一，由两个强大政权对峙的局面。汉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45)但南北农牧两类民族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匈奴贵族的贪欲，决非一道长城所能隔断。汉初匈奴军事上占很大优势，汉朝仅在境内采取“予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匈奴则采取以“和亲”为主，向匈奴贵族提供“子女玉帛”以满足其经济上的贪欲，同时在军事上积极防御，以遏制匈奴背约掠夺边郡的政策。到汉武帝时转为对匈奴的战略反攻，经过几十年战和的交替，匈奴终于被汉朝及匈奴统治下的乌桓、丁零、乌孙所挫败。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降汉，标志着匈奴已成为汉朝藩属。汉朝对匈奴单于礼遇甚隆，其位居“诸侯王上”。在汉与匈奴斗争过程中，汉通西域，结果设立西域都护；又争取乌桓归汉，结果设立护乌桓校尉；进而争取诸羌，湟中成为郡县。在南方，平南越，开发西南夷，闽、粤、黔、滇，均立郡县。汉与匈奴的战争，是当时的民族战争，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看，与秦楚兼并一样，是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兼并战争。匈奴归汉“合为一家”，长城依然限南北，疆域则已归统一。

过去写历史着重强调匈奴对农业区的破坏，虽不无夸张，也是历史事实。但匈奴统一中国北部草原游牧区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从大兴安岭到大漠南北，西到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东西万里，南北数千里，有为数众多的游牧部落和许多族称的游牧古族，终于统一为中国的一个大区域。正如秦楚等各自统一了一个大区域为中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一样，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也建立了这样的功勋。像秦汉那样大统一的功勋固然伟大，局部统一之功也应该肯定。

与此相仿，隋唐之际吐蕃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不仅为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同唐朝的和亲与甥舅结盟形成了“虽曰两国，有同一家”(46)的关系。唐在安史之乱后陷入分裂，与此大致同时或稍晚，吐蕃王朝也陷入分裂，并且与唐朝大体同时灭亡。以后，吐蕃各地区分别与宋辽金王朝发生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元朝统一了西藏，将它置于中央所设宣政院管辖之下，成为当时中国一个行政大区。所以，吐蕃王朝统一西藏，实际上也是为发展中国的更大统一准备了条件。

其他民族分别统一各区为中国大统一所作的贡献，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中国的大一统，是在各区统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同开拓和缔造了中国的疆域。在秦汉已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唐代与吐蕃关系的发展，为西藏成为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至元代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中国古代多次的分裂和统一都是在这个疆域范围内展开的。直到清代完成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发展过程，康熙皇帝有一次在沈阳祭祖，仍以“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47)的诗句来歌颂由他的祖宗所创建的清朝，其疆域是继承了汉朝以来开拓的中国疆域。

其次，秦汉所确立的国家制度，虽经不断发展，但基本制度与文化传统延续一贯，从未被割断，中国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的心愿。

秦汉皇帝与天子的称谓，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意义有所区别，仍需加以说明。

前已叙述，早在春秋战国，已有了“四海”与“天下”统一的学说，孔门弟子还曾讨论过只要推行仁义礼乐，不管什么民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48)《尔雅·释地》解释“四海”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礼记·曲礼》说：“君天下曰天子。”郑玄注：“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也就是对直辖区的诸侯称皇帝，对边疆藩属则称天子。这是中原统治者加之于各民族的礼制。十六国时期，边疆五个少数民族登上了“中国皇帝”宝座，对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实行“胡汉分治”。最初由皇帝称天子，又称大单于，后来皇帝只兼称天子，大单于的称号一般由太子兼领。到唐朝，各民族共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所以唐太宗以下的唐朝皇帝，除拥有皇帝、天子的称号外，又有天可汗的称号。这是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与唐朝推行“华夷一家”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从“五胡”政权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先后建立过或统一北方以与南方汉人王朝对峙、或统一全中国的王朝。此外，还有一些南北农牧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立过边疆王朝和游牧民族的汗国。所有这些王朝、汗国的建立者，不论什么民族，他们在建立王朝以前，都有过相当长久的在中国统一王朝中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的边疆民族，真正从传统中国疆域以外侵入而巩固地在中原或边疆建立王朝与汗国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

不管什么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其礼乐文化和行政制度，虽然渗入了许多本民族的文化，但中原传统的基本制度与文化从未被割断，始终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比如辽代是由契丹人建立的中国北部封建王朝，它第一次实行农牧两类民族分别由南北面官管辖，但同样都置于朝廷直接管辖的二元体制。这种制度实际上被金、元、清等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完成了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但辽的基本制度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为基础。当辽太祖阿保机称帝之后，就文化传统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对以佛。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49)耶律楚材《怀古·百韵》称：“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其它如金、元、清等不复一一赘举了。至于南诏、渤海、西夏、大理等，虽为边疆民族在中国边疆建立王朝，其基本制度与文化有很多民族特点，但仍然推行中原王朝的基本制度，或者说是中原制度与文化的边疆化与民族化。至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汗国，其制度与法律是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但也采用了中原制度与文化，以使游牧民族自身得到不断发展。

其三，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管辖制度越来越完备，对边疆民族的政策越来越完善，边疆民族在全国性政治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也越来越得到加强和巩固。

秦皇统一，在长城以南，无分内地与边疆，凡势力所至之处，一律推行郡县制度。汉承秦制。据记载，两汉时“凡县主蛮夷曰道”，但两汉的道，有些秦已有之，也许在民族地区的县称为“道”的制度，并非汉朝创新。我们看不出秦对民族地区的管辖有何特殊的政策。所以，王莽时严尤评论秦汉民族政策称秦为“无策”，是有道理的。两汉则有了很大发展，其民族政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可以说已初步形成了对南北农牧两类民族有所区别的政策体系。对游牧民族，在政治上一方面于边郡设重镇“护”守，同时在不改变其原有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习俗的前提下，而对上层分别给予王、侯等不同等级爵号，使之成为汉朝藩属。“和亲”最初是对匈奴单于一种屈辱性结和的手段，后来成为对已归附的匈奴、乌孙等强大游牧民族首领的特殊荣宠，以汉家公主与之结成婚姻，以加强政治上的结合。前已叙述，汉朝最高统治者，对内地王侯称皇帝，对边疆藩属称天子，直接管辖与羁縻之道有很大区别，天下一统则是一致的。在经济上，边郡开互市，互通有无。因而一批沿边重镇，既是军事城镇，又是主要由官方控制的物资交换中心。同时又积极沟通西域，发展“丝绸之路”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对“内属”各部，汉武帝时已设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到东汉，其职能又加上“治民比郡”，(50)是在内迁民族与汉人杂居区建立的比于郡一级的地方行政建制。在南方百越和西南夷地区，一方面如秦朝一样设立郡县，同时又封给民族上层贵族王、侯等爵位，受制于当地刺史、郡守；在经济方面，郡县地区非汉人的各民族享有免赋役的待遇，仅以土贡表示臣属的关系。这是后世土司制度的萌芽。两汉的这些政策，已初步形成了对南北农牧民族地区管辖制度与政策体系，不仅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帝国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也对各民族地区与各民族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汉所形成的一整套对南北民族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是以中原经济、文化发展成就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从两汉至清代2100多年中，多次分裂与统一的反复，都是按照中原定则边疆宁，中原分裂则边疆纷起的公式演化的。另一方面，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中原文化汇聚并酝酿着中华民族一个更高的繁荣兴旺与统一局面的出现。

自西汉以来，边疆民族内迁，一方面加速了这些民族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人地主阶级对他们实行歧视与掠夺，也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西晋末年，北方与西北地区民族大杂居，出现了关中人口百万、“戎狄居半”的情况。在“八王之乱”晋朝统治集团内部大分裂的历史条件下，匈奴等“五胡”首领走上了争夺中国最高统治地位的历史舞台，终至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由边疆民族建立王朝统治、南方由汉人王朝统治的南北朝。通过长期的分裂对峙，隋唐完成了更高度的统一。唐代在空前的统一与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影响下，不仅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一般也都有很明显的发展。比如，有许多民族在此时期创造了文字，或直接使用汉文。这时期，中华文明形成为有特殊色彩的东方文明，对周围各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甚至居于领先地位。唐朝对边疆的管辖制度除了设立都护以行使由朝廷控制权力之外，还在各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51)就是说，在民族地区与内地一样设置府、州、县，所不同的是边疆羁縻府、州都督、刺史等，都可世袭，不变旧俗，因俗而治。

唐朝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内在联系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巩固。长城南北行政上的区分，已初步打破，整个唐代没有为民族问题修葺长城的记录。

辽代对农牧民族用不同的法律与行政体制进行管辖。在游牧区，设立部族，吸收唐晚期藩镇的官制，部族有节度使，并加太师、太尉等朝廷荣誉官衔。牧区由朝廷按中原官制统一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是从辽代开始的。尽管和农业区的州县还有很大不同，由朝廷直辖的牧区部族，已具有牧区地方行政建制的基本特征，较唐代羁縻府州又有很大发展。金代相继，直接管辖的地方行政建制一直推行到全黑龙江流域和外兴安岭地区。

元朝建立以后，在元世祖时已确立以行中书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的制度。到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全中国分为中书省（腹里，即朝廷直辖区）及辽阳、岭北、陕西等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此外，吐蕃属宣政院，西域为察合台后王封地，是两个特殊的大行政区。尽管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曾发动过震撼世界的西征，铁蹄达于中亚、西亚、南亚与东欧等处，但是元朝作为中国王朝，它的疆域正如《元史·地理志序》所说的：“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它仅限于中国传统疆域范围以内，而这个疆域范围已由中央统一划分为十三个行政大区，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由开端阶段发展到确立的阶段。复经明朝，至清乾隆年间，重新归入大一统。明清两朝也仍然保持着这种大一统的局面。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修成《大清一统志》，全中国内地分十八行省，边疆则按不同民族与历史特点，分别由朝廷直接任免的将军与办事大臣行使管辖。在西藏则推行政教合一等制度。西南地区自元朝以来，土司土官制度定型发展，至清朝大多实行改土归流，有些地方则保留土司，甚至新设一部分土司。各民族地区的法律也有所不同。总之，清朝在全国各地都已实现由朝廷直接任命官员实行管辖，形成了根据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与经济特点而确定的地方行政与法律制度。这样既保障了各民族固有的社会与文化基本特征，又达到了全国前所未有的统一，从而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完全确立和古代民族联合过程的完成。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确立了巩固的疆域和明确的边界。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及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不可分割性，已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

其四，中国的含义，由专指中原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华夏/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由中华大地的通称，发展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与上述含义的发展相适应，华夏与夷狄的对举，也发展为蕃汉对举。到了近代，又进一步发展为中国人等于中国各民族，以与外国人相对称。

在上节我们已叙述，“中国”一词在西周出现时有如下三种含义，即：京师、中原、诸夏。这些原生的含义，在清朝以前，往往还沿用，直到清朝，也还有以朝廷为中，各省为外的用法。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含义已多次发生深刻的变化。

秦汉郡县制度确立，郡县范围较战国诸夏已大为扩大，均得称为中国。汉民族在秦汉统一的条件下，也在原有诸夏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民族，仍沿用华夏与中国的称呼。无论作地域名称或族称，“中国”仍与先秦传统用法一样是与四夷对举。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先后建立过政权，而石勒、苻坚都曾统一中国北部，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自居“中国皇帝”，反指东晋为“司马家儿”与“吴人”。北魏在中国北部建立稳定的封建王朝，以“中国”自称，指南朝为“岛夷”。东晋与南朝，更以“中华正统”自居，斥北方王朝为“戎狄”与“索虏”。经过长期割据并进而形成南北王朝对峙，其文化的共同性却反而日益得到发展。处于统治地位的各民族，无不自居为中国，于是原被称为“中国人”的主体民族，或称为晋人，或以当时朝代的编户齐民称之。如石赵，称编户为“赵人”，称羯人为“国人”，对其他民族称为“夷狄”。以后逐渐地便形成了“汉人”的族称。

先秦以夏朝名称称诸夏，是自称。两汉时西北与北方民族称汉朝人为秦人，其语源恐怕不仅由于秦朝的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印度已称中国为“秦”。现在新疆考古材料又进一步证明，通过今新疆地区的中西交通，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从这些情况来推断，大概西北和北方民族称中原人民为“秦人”的族称，和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及秦统一中国均有关系。另外，汉魏以来，边疆民族又称中原人民为汉人，在很多情况下是指汉朝人，也已初步具有族称的含义。过去往往以为汉人作为族称出现于北魏末年，其实只是北魏末鲜卑化的汉人高氏统治集团，为了抬高其已跻于鲜卑统治集团的地位，而恣意侮辱汉人，辱骂他们是“一钱汉”、“汉狗”，当时即受到汉人强烈反抗。历史文献对于此种荒谬言行，着重予以记述，不等于汉人的族称起源于北魏末年。《南齐书·王融传》谓：“世祖时……融上疏‘…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南齐书·魏虏传》说北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王融出身望族，又是有名的文学家。南齐武帝末年，意欲北伐，王融上书当在此时，正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并迁都洛阳之际。王融以“汉人”与“匈奴”对举，自然是族称了。与王融大致同时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河水注》中注释河水“……又南过土军县西”一句时说：“吐京郡治故城，即土军县之故城也。胡汉译言，音为讹变矣。”可见至少在南北朝中期，“汉人”、“汉语”已被人们所接受，并为南北两朝所通用。可以断言：自汉代以来，边疆民族称中原人为汉人，已有了作为族称的萌芽，到东晋南北朝时，当政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共享中国称号，于是“汉人”从“中国”原有作为族称的含义中分离出来。因为汉朝国祚长达400余年，汉族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传统都在两汉形成，边疆民族以“汉人”称中原人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表明了汉族文化传统与特征，自然会被汉人所接受。统治民族的贵族对汉人的歧视，是民族压迫的表现，在北魏末年和北齐高氏集团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汉人表示反抗也是自然的。

总之，在东晋南北朝，中国的含义已初步有了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含义。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含义的变化发展，从原来中国与夷狄对举的关系中，派生出“蕃汉”对举的新关系来。尽管传统的观念一直沿用，但蕃汉对举从南北朝开始出现，隋唐时已广泛通行。这种族称与族际关系的称谓的变化，显然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已有进一步发展的反映。

唐太宗总结自己的成功超迈前古的原因“止由五事”，其中之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所以朝廷内外有“蕃汉官”，军队有“蕃汉兵”。于是蕃汉对称而又都是唐朝官兵的称谓，成为当时习以为常的用法，即使与唐朝处于对等地位的吐蕃，也与其他民族一样称唐朝为“汉地”，称唐朝人为“汉人”。其自称“大蕃”，则是与唐分庭抗礼。

用法律确定“汉人”族称，从辽朝开始。《辽史·百官志序》说：“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以汉人的传统制度管理汉人，以契丹固有的制度治理契丹人。实际上辽代中后期，颇多学习北宋制度，而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治理，也往往吸取唐宋制度。辽代在法律上所称的汉人，还包括渤海人等其他农业民族，金代则又以契丹人包括在汉人当中了。辽、宋、金、夏境内，都是汉人居多数，此外还有其他各民族，当时人的著作，都是以“蕃”概称各少数民族，以与“汉”对举。至于汉语，已成为通用语言。许亢宗奉使金朝，所撰《行程录》记载他在金朝兴起的东北地区看到各民族互相间使用汉语进行交际。辽金虽然都有文字，但通用的官方文字，实际上还是以汉文为主。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全中国所有地方的大统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在内地与边疆的地方行政制度也已发展到定型阶段。元朝民族压迫则较以往任何朝代都明显而残酷，汉人和其他被统治民族反抗压迫的情绪十分高涨，所以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不过这并不影响明代著作中常以“蕃汉”对举来概称汉族与其他民族。清代满汉对称，与其他民族仍以“蕃汉”对举概称。

随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日益发展，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祖国的观念也逐步得到加深。汉代扬雄说：“裔，彝狄之总名。”晋郭璞注：“边地为裔，亦四裔通以为号也。”(52)这是在统一国家中，郡县地区为主干，民族地区为边疆的总体地理概念。《说文》谓：“夏，中国之人也。”是据西周以夏为族称与中国同义的理解立说。清人段玉裁注：“以别于北方狄，东北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又是依据春秋战国以来以中国与四夷对举的传统用法作注。另一清人王绍兰指出上述《说文》段注未能反映中国含义的发展，在他所撰《说文段注订补》中，纠正段的偏误：“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之人也。”汉晋间许慎、扬雄、郭璞等释“夏”与“裔”，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边疆相对而言的含义；清代学者认为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一体，中国不止是包括华夏/汉人，应包括中国各民族，这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与规范化。

中国古代对“正统”问题十分重视，不仅对古代史学是一大原则问题，即令在王朝替代时确定道统、法统等问题上，也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但所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古代史学中都承认其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以“正史”为例，宋代所称“十七史”，明代所称“廿一史”，以及清中晚叶所称“二十四史”，都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史在内。即使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建号称王，也并不自外于中国，常以作为中国一部分为荣。如金末元初，女真人蒲鲜万奴据今牡丹江西岸东至日本海等地称王，其国号初名“大真”，是“大女真”的意思，后改名“东夏”，即东部之夏，自视为中国东部的王。又如公元十世纪时，在以突厥人居统治地位的喀什噶尔（今新疆西部）建立了喀刺汗王朝，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西部，其汗往往加“桃花石汗”的称号，即“中国之君”的意思。

中华民族具有长达数千年的成长历史，自然经历过许多民族间的斗争，这些都是中国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与斗争。但当外敌入侵之时，各民族仍能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比如明代抗倭斗争中，湖广的土家族与苗族官兵便曾建立过“东南战功第一”(53)的军功，广西壮瑶等族官兵，也积极参加了抗倭斗争，其勇敢与战功都为参加抗倭斗争的军兵所称赞。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斗争，得到了台湾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与支持。明清之际与清初，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龙江流域，当地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坚持长期的斗争，并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配合满汉官兵，取得了反击战的胜利。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根基，所以在1840年以后的百年中，虽然西方列强用尽了各种卑劣手段，但仍未能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中华民族仍能在最艰苦的历史条件下，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的基本完整。

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又都以中国为通称。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即是“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廷，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比如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就是说，他是中国皇帝钦差，行使中国主权。《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一家一姓的朝代国号也随之废除，于是定国名为“中华民国”，这是第一次在国家名称中使用中国两字。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已获得彻底的独立与解放，并且豪迈地跨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陈连开）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冬十月丙子条。

(2)《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

(3)《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七月辛卯条。

(4)《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九月戊寅条。

(5)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太平杂志》第1卷第1期。

(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2页。

(7)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条释文。

(8)收入《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1。

(9)《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12月。

(10)西盟王公会议招待所编：《西盟会议始末记》 41—45页。

(11)《孙中山选集》，59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载《历史地理》第5辑。

(13)关于南北三带民族发展带的观点，是笔者多年讲课中阐明的观点，并在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这本小册子中，也讲了这个问题。

(14)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尚书·尧典》。

(15)参看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三章第二节，商务书局，1936年。另苏联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πC.瓦西里耶夫《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载苏联《历史问题》1974年12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受来自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与5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的分析恰好相反。

(16)《中国文明的起源》，8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7)有关旧、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数据，凡未加注明的，一般均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有关条目中放射性碳素断代经校正的数据。

(18)《中国古人类画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人类画集》编写组编，中国科学出版社，1980年。

(19)胡永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载《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20)包括裴李岗文化（河南）、磁山文化（河北）、大地湾文化（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带）。这是70年代得到公认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它们的文化面貌与文化层叠压均表现了是仰韶文化前驱的特征，被称为前仰韶文化。

(21)在陕西、晋南同样发生了相似序列的替变，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或又与河南龙山文化合称中原龙山文化。

(22)考古学界或将北辛（下层）文化与青莲岗文化区分为两种早期新石器文化，一般是合称青莲岗文化，为大汶口文化的前驱。

(23)《关于仰韶文化若干问题》，载《考古学报》1965年1期。

(24)对河姆渡文化的早期和中期发展程序及其去向，考古学界意见不一。一般认为继河姆渡文化早期发展的是马家浜松泽文化。对马家浜文化和松泽遗址的新石器遗存，考古界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是马家浜文化的早、晚期，有的认为是继马家浜文化发展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今以马家浜·松泽文化表述。

(25)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载《考古学报》1986年4期。

(26)《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载《考古学报》1987年2期。

(27)参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6日头版，《人民日报》1986年8月7日头版报导。

(28)参见《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头版报导。

(29)《山海经新探》，9页。

(30)《吕氏春秋·恃君览》。另参见《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等篇。

(31)《孟子·离娄下》。

(32)此文最初载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引文见该论文集1093页。

(33)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载《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载《文物》1977年2期。

(34)前者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后者载《民族研究》1987年1期。此外，近年来金景芳、张博泉两教授力主商起源于北方说，不及评述。

(35)谭介甫：《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载《文史》第6辑。

(36)《史记·宋微子世家》。

(37)《尚书·微子之命》，成王命宋微子“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38)《论语·为政》。

(39)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书局七十周年纪念《中华学术论文集》第5页。

(40)《尚书·康诰》：“殪戎殷”，伪古文《尚书·武成》作“一戎衣”，“衣”与“殷”同音相通，亦与“夷”通假，是周人贱称商为“戎夷”。

(41)均见《史记·楚世家》。

(42)《先秦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载《民族研究》1983年5期。

(43)清人崔述已辨《戎狄与蛮夷之不同》，收入《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当代学者童书业撰《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辨五方格局形成，其说甚详，收入其《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44)(45)《汉书·匈奴传上》。

(46)白居易《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收入《白氏长庆集》卷40。

(47)《康熙御制文集》一集卷36。

(48)《论语·颜渊》。

(49)《辽史·耶律倍传》，耶律倍，契丹名突欲，辽太祖时立为太子，太祖死后，其母立其弟德光为皇帝，倍奔中原后唐，赐姓李，名赞华，是五代时享盛名的画家，但辽代君主，多为倍的子孙。

(50)《后汉书·百官志五》。

(51)《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52)《方言笺疏》卷12。

(53)《明史·湖广土司传》。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14:09

以上，样品，太长了，不全发了，贴找来的附件，内容不大全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25:07

补缺少的章节


第九章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

第一节车

第二节车具和马具的演变

第三节舆轿

第四节船

第一节 车


一、中国古代车的起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黄帝时已知做车。但 由于车是一种形制较为复杂的交通工具，所以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它 的发明，不仅不可能是一人所为，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其创制之前， 必然还有一段漫长的萌发和完善过程。
轮是车上最重要的部件，“察车自轮始”（《考工记》）；因此，轮转 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是车子问世的先决条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随着手工业 的不断发展，人们创制出许多轮转工具，如纺线用的纺轮，制陶用的陶车和 琢玉用的轮形工具等等。纺轮出现的时间最早，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 渡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七千多年）遗址中就发现了它的踪迹。(1)继纺轮之 后，陶车出现了。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遗址中，都出土了轮制陶器，(2)这标志着陶车在当时已普遍使用，其技 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某些自然现象，也给古人以启示，“圣人见飞蓬 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续 汉书•舆服志》），“蓬”，指蓬草，“转蓬”，即蓬草团随风旋转。
古人运送物品，最初主要靠背负肩扛或手提臂抱。进而采用绳曳法，即 将绳子系在物品上用人力拉曳。但这种运输方法，物体着地面积大，因而磨 擦阻力很大。为减少磨擦，后来利用树枝为架，两杈之间绑以横木，横木触 地，其上载物，即所谓橇载法。但是这种木橇在平滑的地面上行进，还比较 省力，如遇颠簸不平的路面时，仍很费力。古人进而把圆木垫在木橇之下， 借其滚动而移动木橇。这种圆木与木橇的结合，可以说是车的雏形，装在木 橇下的圆木可以视为一对装在车轴上的最原始的特殊形式的“车轮”，其车 轴的直径恰好等于车轮的直径，而且两者是一个整体。这种车轮的出现，是 人类在更高的阶段上对轮子的功能的利用。因为陶轮仅在转动中带动泥坯作 回旋运动，而车轮则在滚动中减轻了车子对地面的磨擦，因此，陶轮这一类 轮转工具可认为是车轮的前驱。在古代西亚美索不达米亚苏末（Sumer）部族 生活过的地区的岩画中，就有在一个木橇底下加上两个圆点的运载工具图 形。这两个圆点就代表着圆木。(3)这种原始车的图形虽然在我国目前尚未发 现，但可以推论，我国古车也必然经历过类似的演变过程。由于圆木触地面 积仍然较大，滚动时要以人作原动力，靠杠杆撬动，依然很费力，于是人们 便缩小车轴的直径，以减少圆木的触地面积。最初的车轮和轴是固定的，轴 与车辕之间有一个滑动槽，轴在滑槽中转动，车轮就随着车轴滚动。车轮是 一对用圆木砍制成的没有辐条的圆盘，后来为了不受圆木直径大小的限制， 改用木板拼接，这种圆盘式车轮在古代叫作“辁”。(4)有了车轮，车的创制 就成为可能的事情了。
利用车轮滚动而行，减少了车与地面的磨擦，既省人力，又可多载重物， 还可以长途运输。车的问世，标志着古代交通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 程。


二、商至秦的独辀车


《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相传夏代还设有“车正” 之职，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当时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就曾担任过夏朝 的车正，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为夏王制造车辆，并“建其斿旐，尊卑 上下，各有等级”（《续汉书•舆服志》）。可以推测，车子在夏代已相当 普遍。虽然夏代车的实物至今尚未见到，难言其详，但从有实物可考的晚商 的车制已较为完备这点来看，上述的推测是合乎事物由简到繁的发展顺序 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车形象和实物均属商代晚期，即公 元前 14 世纪前后。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车”字作■（《甲骨文编》 卷十四）、■（《商周金文录遗》二三○吊车觚），是车的象形字。车的实 物，在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发现了十八辆，(5)由于深埋地下，年深岁久，出土 时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考古工作者根据黄土中保留下来的朽木痕迹 成功地对它们进行了剥剔和清理，经过复原，使距今三千多年的商车完整地 再现在人们面前。（图 1）综合这十八辆车的资料可以看出，商代的车子都 是独辀（辕），辐条多为 18 根，车厢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较小，一般为 0.8×1.3 米，通常可立乘二或三人。衡多为长一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两侧各 缚一人字形轭，用以架马。从商代车马坑中大都埋一车两马来看，商代的车 大多为两马驾辕，至商末周初始见四马驾车。以上资料表明，至商代，我国 古代造车技术已相当成熟，商代的车基本上具备了汉以前独辀车结构的大致 轮廓。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辀车虽然多有改进和发展，但从总体结构上 讲，还没有突破商代独辀车的形制。
继商车之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实物在考古中也多有发现，如在 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甘肃灵台白草坡、山东胶县西奄陆续发 掘了西周的车；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了春秋的车；在河南洛阳中 州路、辉县琉璃阁、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中也先后发现了战国的车。这些都 为人们了解周代的车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从形制上看，周代的车与商 车基本相同，但在结构上却有所改进，如直辕变曲辀，直衡改曲衡，辐数增 多，舆上安装车盖。在车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备，增加了许多商车上所没有 的零部件。如车轐、铜銮、铜輨、铜ﮪ。为求坚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 了青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 骨、贝和兽皮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鞁具，制作精美，名目繁多。驾车的马 也由商车的二匹增加到三匹、四匹、甚至六匹。车驾二马的叫“骈”，车驾 三马的称“骖”，车驾四马的名“驷”。《诗•大雅•烝民》：“四牡騤騤， 八鸾喈喈”，四牡，即四匹公马，其中驾辕的二马叫服马，两旁拉车的马叫 骖马。车驾六马为“六騑”。周车以驾四马为常，因此，周人多以“驷”为 单位计数马匹，又因先秦时经常车马连言，说到车即包括马，说到马也意味 着有车，所以，“驷”也是计数车辆的单位。《论语•季氏》：“齐景公有 马千驷”，就是说齐景公有一千辆车和四千匹马。四马加一车称为“一乘”， 说到有多少乘，也就意味着有多少组与之相应的马。“元戎十乘”（《诗•小 雅•六月》）即指战车十辆，马匹四十。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独辀车发展的鼎盛时期，流行了 上下近千年。这一时期的车，在构造和装饰方面远比商代车坚固、豪华，可 以说已达到完美阶段。尽管已出土的周代的车多已腐朽，但如根据车上保存 下来的铜车器和车饰，把一些年代接近、结构相当的车的部件和饰件综合装 配在一起，就可以组装出一辆在形制和尺度上比较准确的周代车子。虽然它 并不是某个车马坑或墓葬里的完整车子，但它却再现了周车昔日的风貌。（图
2）构成周车的主要部件有：


辀 驾车用的车■，为一根稍曲的圆木，长一般在 2.8—3.2 米之间。《左 传》隐公十一年：“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即指这种高 而曲的车辀。辀和辕是同义词，其区别是单根称辀，双根叫辕。
衡 辀前端一根用以缚轭驾马的横木。周代车衡为曲衡，长度达 2.5 米。 衡的正中部位装有“Ｕ”字形或桥形■钮，缚衡的革带（即“■”）穿过■ 钮将衡系结于辀颈之上。衡的两侧还装有四个“Ｕ”字形铜环，名■，用以 穿马缰绳。
轭 驾马的人字形叉木。外表全部或局部包铜饰，轭首系在衡左右两侧， 轭脚軥架于服马颈上。骖马的轭不缚在衡上，而是直接架在马颈上。
銮 装于轭首或■上的铜制车饰物。其下部为方銎座，上部为扁球状 的铜铃，铃上有放射状孔，内含弹丸。车行时振动作响，声似鸾鸟齐鸣，所 以也可以写作“鸾”。一般车子只在轭首上装銮，共计四銮。高级的车子则 除四个轭首上装銮以外，车衡上的四个轭顶也各装一銮，共为八銮。
车厢 又称“舆”，是乘人的部分。周车的舆较之商车的舆要大，一 般能容乘三人。车厢平面皆为横置长方形，即左右宽广，进深较浅，车厢四 周围立栏杆，名车軡。构成车軡的横木叫轵，竖木名■。车厢后部的軡留有 缺口，即登车处，叫■。车身上拴有一根革绳，供乘者上车时手拉，名绥。 贵族男子登车要踏乘石，妇女则踩几。车厢左右的軡因可凭倚，故又称輢。 在立乘时，为了避免车颠人倾，在两边的輢上各安一横把手，名较，形如曲 钩。车厢前端置一扶手横木，叫轼。这种横木，有的车三面皆有，形如半框。 行车途中对人表示敬意即可扶轼俯首，这种致敬动作也叫作“式”。车厢底 部的四周木框叫轸，轸间的木梁称桄，桄上铺垫木板，构成舆底，名阴板。 阴板上再铺一块席子，名车茵。早期茵席为苇草编织，晚期则用锦类丝织物 编织而成，豪华的车则以兽皮辅垫。讲究些的车，舆上还立有车盖，形似雨 伞，因此又称伞盖，用以遮阳避雨。

轴 用以安轮的圆木杠。《说文•车部》：“轴，持轮也。”横置在 舆下，固定方法是在舆两侧的轸与轴交接部位，各安一块方垫木，名轐或輹， 因为其形状像伏着的兔子，所以又叫伏兔。用革带缚结，以防舆、轴脱离。 轴外为车毂，毂外的车轴末端套有铜车軎（即껂）来固轴阻毂。軎呈圆筒状， 上有穿孔，用以纳辖。辖俗称“销钉”，铜制，上端铸以兽首或人像，约三 四寸长。车轮贯在轴端上，为防其外脱，就要用辖插入軎孔里。辖是古代车 上关键的零部件之一，没有辖，车就不能行驶，故为保险起见，辖端还有健 孔，以穿革带，缚牢防其脱落。
轮 多用坚木制成，轮径多在 1.4 米上下。由毂、辐、辋等部件组成。 毂是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中心孔名壶中，用以置轴。为了美观，毂上刻画 有各种纹饰，称篆。由于毂是车轮上最吃力的部件，所以在其上加装金属饰

件，用以固毂，套在毂两外端的铜帽名輨，嵌在毂壶中的金属管称ﮪ辋。车 轮的外圆框，是用两条直木经火烤后揉为弧形拼接而成。因此弯木称꿨，两 꿨的接合处凿成齿状，以求坚固，所以辋又叫牙。牙边还装有铜鍱（牙■）， 其上有孔，以细皮条穿绑，遂使牙木互相接牢而成一圆轮。毂与牙构成两个 同心圆，其上均有榫眼，名凿，用以安辐。辐是接连毂和牙的木条，近牙一 端较细，称骹，接毂一端较粗，名股。插入牙凿的辐榫叫蚤，装入毂凿的辐 榫名菑。每个轮的辐条数按文献记载是“三十辐，共一毂”（《老子》）， 但从考古资料看，周车轮辐数，早期（西周）在 18 至 24 根之间，晚期（战 国）除少数车达到 30 根以外，大多数轮辐仍是 26 根。毂、辋、辐是车轮的 基本部件，而车的质量好坏就在车轮，所以对它们的质量要求很高。相传古 人制毂用杂榆木，制辋用枋，制辐用檀木。
周车除了毂牙和辐、辀和轴等部件的组合是采用榫卯结构以外，大多数 零部件的组合还是利用兽皮革带缚扎。这些革带也有自己的名称，如缚衡辀 的革带名■；缚轴、轐舆的革带称■；缚轭、衡的革带叫■等等。缚扎之后， 其上涂胶，胶干后再髹以黑漆，这样就可使各零部件之间的结合更加坚固牢 靠。
由上述情况可知，我国古代独辀车的形制至周代，已日臻成熟和完善。 制造一辆车，已不是一二个人所能胜任的事了，而是需要多工种的合作，经 过大小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制车业已成为当时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 生产部门，制车水平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考工记》 称，造车的工匠为“车人”，车人又有分工，制造车轮和车盖的叫“轮人”， 而轮人之间也有分工，先制成毂、辐、牙的所谓“三材”，然后“三材既具， 巧者和之”，即一些制轮工匠先各自按分工制成“三材”，最后由技术最高 的工匠将它们组装成车轮。另外，“舆人”负责制车厢；“辀人”专管制曲 辀；“鞄人”则为“攻皮之工”，制做各种缚扎车部件的革带和马的鞁具。 其它如“攻金之工”，负责铸造各式铜饰件，“设色之工”负责绘画纹饰、 髹涂油漆。可见一车之成，是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精细分工、 集体劳动的结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 真实写照。周代马车性能之优越、结构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装饰之华丽， 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在周代，马车已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游猎时的代步工具，而且也是战争 中的主要“攻守之具”（《六韬•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为了掠夺他国 的人畜和土地，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争战。当时各国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 军事编制是以战车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战车。所以，拥有战车数量的 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当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 君”之说。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也是为了赢得战争，各国都把先进的制车技 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于是各类战车应运而生，一度成为时代“骄子”。

战车，按用途不同，可分为几个类型，如戎路，又称旄车，以车尾立有 旄牛尾为饰的旌旗作标志，是一种主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也称驰车，用 以冲锋陷阵。阙车，补阙之车，即用于补充和警戒的后备车。苹车，苹同屏， 车厢围有苇草皮革，以为屏蔽，作战时可以避飞矢流石。广车，一种防御列 阵之车，行军时用来筑成临时军营。这些战车统称“五戎”，观其用途只有 三类，第一为指挥车，第二为驰驱攻击的攻车。攻车是三代时战车的主要车 种。第三是用于设障、运输的守车。这些战车的形制同上，只是为挥戈舞剑

之便，将车盖去掉。另外有的还在车轴两端的铜軎上装有矛刺，以便在冲锋 陷阵时刮刺敌方的步兵。战车皆立乘，乘员是三名身着盔甲的车兵。一名甲 士，为车长，称“甲首”，因其位在车厢左侧，所以又名“车左”，职责是 持弓主射，同时指挥本战车和随车步行的“徒兵”，或驱车冲杀或屯车自守。 另一名甲士，位在车右，因此名“戎右”，其任务是披甲执锐，直接与敌方 厮杀格斗。如车遇险阻或出故障，他必须下去推车和排除故障。另一位是驾 车的驭手，称“御”，位居车中，作战时只管驭马驾车。马车装备的武器有 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卫的短剑和护体的甲胃与盾牌。主将所乘的旄 车，还要设置“金”（即钲）鼓和旌旗。主将或鸣金或击鼓，以指挥所有战 车的进或退。旌旗标明主将所处的位置，它的树立和倾倒成了全军胜败存亡 的象征。每辆战车还配备十几名步兵（后来有的增到七十二人），称“徒兵”， 分列在车两边，随车而动，配合作战。作战时，每五辆战车编成一个基层战 斗单位。车战时，战车先呈一线，横列排开，“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 右十步，队间六十步（《六韬•犬韬•均兵第五十五》），使各车之间保持 适当的间隔距离，既防敌车冲阵，也使各车互不妨碍。
先秦时期，曾发生过大小无数次的车战，对这些戈戟如林、车马交错的 车战场面，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以屈原在《楚辞•国殇》中的描绘最为形 象和悲壮。
马拉战车速度快，南征北战，进退神速，从而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长 短齐备的青铜兵器和完善的防护装备，发挥了当时武器的最大威力；战车上 置鼓建旗，可充任指挥中枢，方便了各车之间的通讯联络。所以说战车是当 时军事装备技术的集中体现者。
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已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 江南水网地区，适于平原作战的战车已难以施展其冲锋迅速，攻击力大的特 长。“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战车的地位 开始下降，随着步兵地位的提高和骑兵的出现，战争开始由车战向以步、骑 拼杀为主的形式转变，于是战车逐渐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宠位。汉代以降， 曾盛极三代的战车和车战终于被淘汰了。
先秦时期，马车分两种类型，即立乘与坐乘，但至今考古所发现的先秦 的车实物除舆有大小之分外，形制大同小异，均属于立乘的“高车”，即战 车，而坐乘的安车尚未有实物发现。1980 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 坑中发现了两乘彩绘铜车，八匹铜马，两个御车铜俑。(6)其中一辆（简报上 称二号铜车马）的辔绳末端清楚地标有“安车第一”四个字，说明该车当是 安车模型。这一非常发现，在先秦时代的坐乘车实物出土之前，无疑成为人 们研究先秦坐乘车制的最直接的实物资料。
二号铜车马处处仿照真车马制造，其大小尺寸，均是真车真马真人的二 分之一。车的形制仍是先秦时独辀车的形制，但车舆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 前室为御官俑驾御处，俑为跽坐姿态，双手执辔御车，后室则是车主人乘坐 处，全车通长 3.28 米，高 1.04 米，总重量达 1800 公斤之多，车马整体是用 青铜铸造，共有 3400 多个零部件，车马上竹、木、丝、革等质料的部位，也 全部用金属逼真地仿制出来。车马通体施以彩绘，为变体龙凤纹、云气纹、 菱形纹等图案，线条流畅，极富立体感，犹如镶嵌一般，将车装点得富丽堂 皇，华贵典雅。制造这辆车马采用了铸、焊、铆、镶嵌、錾刻、冲凿、错磨 等工艺，充分体现了秦代的冶金铸造技术的高度水平，也反映了秦代制车业的高超技术。该车可以说是古代独辀车制造技术的最辉煌的成果和集大成的 代表器物。
由此车可以看出，立乘车与坐乘车的最大区别在车舆形制不同。立乘车， 车舆浅小，呈横长方形，置于车轴之上，四周围以栏杆，后留缺口而无车门， 上不封顶，只立车盖。而坐乘车的车舆宽广，呈纵长方形，如二号铜车马， 舆纵长 1.24 米，横宽 0.78 米。四周屏蔽，上封顶，后设车门。考察该车的 形制和装饰，可以窥见先秦乘坐的安车之一斑。
独辀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始创、完善、极盛几个发展阶段之后，在秦、 西汉初期便逐渐衰落下来，随着双辕车的崛起，独辀车终于为岁月所湮灭。


三、汉代的车


西汉是双辕车逐渐兴盛的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独辀车 逐渐演变为双辕车。但这一演变究竟始于何时？文献中不见记载。从考古资 料看，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晚期。在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墓葬的 1 号车 马坑、(7)甘肃秦安秦墓中，(8)均发现有驾一马的双辕车。另在湖南长沙楚 墓出土的漆卮上也绘有驾一马的车。(9)陕西凤翔秦墓中还出土了陶制的双辕 牛车模型。(10)这些均可视为是双辕车的滥觞，从而开两汉车制大变革之先 河。西汉武帝以前，独辀车尚与双辕车并存，及至西汉中晚期，双辕车开始 逐渐普及，东汉以后便基本上取代了独辀车。这一变化过程，从考古发现的 西汉晚期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汉墓壁画上有大量双辕车形象这一 点上，可得到证实。
双辕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它各部位与独辀车基本相同。双辕 开始仍为上扬曲身的形式，为防止车辕折断，往往在车辕中部到轭軥之间加 缚两根木杆，以加固车辕，后来逐渐演变为平直的形式。双辕车的出现，改 变了独辀车至少系驾二马方能行走的局限，使单马拉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 国古代车由驷马高车进入了单马轻车的发展新阶段。
汉车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三大类：小车（马车）、大车（牛车）和手推车。
“小车，驾马，轻小之车也”（《释名•释车》），源自先秦时的驷马 车，只是将单辀变为双辕，其结构也较简单。在汉代，军队的编制除步兵外， 骑兵就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了。武帝时，三次出兵北疆，抗击匈奴，每次仅 精骑就达十万之众。大量的马匹被征以为军用，而作为日常乘行的拉车用马 则受到严格控制。基于这一社会原因，再欲用驷马拉车便很困难了。所以人 们不得不借助改造车的形制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双辕驾一马的小马车，或许 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并很快得以普及发展。
在汉代，双辕马车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又细分为若干种类。 结合出土的汉车实物、模型以及形象图，与文献记载对照，现能确认的有： 斧车、轺车、施轓车、轩车、軿车、辎车、■车、栈车等。
斧车 一马拖乘的兵车，因其舆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故名。甘肃武 威雷台汉墓曾出土一辆铜斧车模型，车舆正中插立一柄铜钺斧。(11)斧车因 自重减轻，也称轻车。从汉画像砖中的斧车形象看，可乘坐二人。据《续汉 书•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时都加导斧车。可知斧车只是一 种由兵车演化来的仪仗车。官吏出行时，用以壮威仪、明身份。

轺车 也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图 3）《释名•释车》说：“轺， 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其形制渊源于战车。汉初时轺车还是立乘， 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车四面空敞，就 是坐在车内也可以随意极目远眺。轺车一般系驾一马，但也有驾二马的。因 轺车结构简单，快马轻车，因此为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 乘坐的马车。
施轓车 是由轺车发展来的一种马车，所谓“施轓”，即在车舆两侧
（即輢）加置长条形板状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这种呈板状物的“轓”， 用竹席或皮革制成，附加在舆两侧以遮挡车轮卷起的尘泥，因此“轓”又有
“屏泥”、“车耳”之称。施轓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坐乘的轻快主车。 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只准“朱左轓”，即将 左边车轓髹以红色。二千石的官吏方允许“朱其两轓”。车前多驾二马。

轩车 是汉代供三公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车舆两侧用漆或加皮饰的 席子作障蔽。据山东沂南出土画像石中的轩车形象，可知轩车的形制与双辕 轺车近似，只是舆两侧的障蔽高大，人坐在车中，只能望见前后的景物，而 两旁却因遮挡，不能外窥。
軿车 一种带帷幔的篷车。双辕单马，方形车舆，四面施以帷幔，成
“四面屏蔽”状。车盖硕大，且四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车门改在前面， 舆内仅容一人，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軿车是妇女乘坐的车。
辎车 也是一种双曲辕驾单马的带篷车，其形制和軿车基本相同，略 有不同的是车门设在车舆后面，车辕较长，直伸到车舆后边，以供乘者上下 时蹬踏之用。它是一种适于长途旅行乘坐的车，既可载行李，夜间又可卧息 车中。一般辎车和軿车可并称“辎軿”。辎、軿车在汉代都是极为舒适而又 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
■车 是普通的载重货车，也可坐人。（图 4）其形制与驾牛的大车 基本一致，但挽车的牲畜却是马。它和牛车同属一类，官吏车马出行时，从 其后作为行李车，所以在马车中，这种车是比较简陋的。■车的模型或形象 图，在考古资料中常有发现。1975 年在贵州兴义东汉墓中出土了一辆铜■车 模型。(12)其形制更接近牛车。这种车大量为当时地主、商人所用。


栈车 栈，又写作轏，是以竹木条编舆的篷车。《说文•木部》载：
“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这种车的形制是车舆较长，其上为卷篷（蔑 席），前后无挡，双直辕，驾一马，既载人又拉货，为民间运货载人之车。 汉代马车的种类复杂、名目繁多，除上述几种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皇 帝乘坐的玉辂、皇太子与诸侯王乘坐的王青盖车、皇帝亲耕时乘坐的耕车、 仪仗中载乐队用的“鼓吹车”、“金钲车”、乐舞百戏中的“戏车”、行猎 用的“猎车”、丧葬用的“辒辌车”、载猛兽或犯人的“槛车”等等。尽管 类型众多、名称各异，但如果就乘者的姿势而言，还可以把所有的车分为站 乘的高车、坐乘的安车两大类。西汉初，乘车时还讲究扶轼俯首之礼，保持 端正的姿容，因此多立乘高车。至西汉中期后，统治者讲究舒适、享受，坐 乘安车才渐成风习。东汉以后，就无车不坐乘了。由于当时“贵者乘车，贱 者徒行”，所以出门乘车与否标志着人的身份的尊卑。而乘何种车，有多少 导从车及骑吏，又是乘车者官位大小的象征。汉代的车舆制度始创于汉景帝 中元六年（前 144 年），以后继位的皇帝又都陆续增补修定，于是形成了一

套完整而又复杂的乘车制度。如上所述，不同等级的官吏都有相应的乘车。 这些车虽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形制基本相似，有差别的只是构件的质地（金、 银、铜等）、车马饰的图案（龙、凤、虎、豹等）、车盖的大小和用料（布、 缯等）、车篷的形状、用料以及驾车的马数量的不同而已。另外，除大小贵 族和官吏本人乘坐的主车外，还规定了导从车和骑吏的数量。如三百石以上 的官吏，前有三辆导车，后有两辆从车。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 石以下至三百石二人；骑吏皆骑马、带剑持棨戟为前列开道。总之，乘坚策 肥，前呼后拥，是贵族官吏们表现其地位和权势的绝好机会。所以，车马出 行成了统治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已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内多有反映 车骑出行的石刻画，史书中也不乏类似的记载。
汉代交通发达，除乘人的马车以外，载货运输的牛车数量也大量增加。 牛车自古就有，因牛能负重但速度慢，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因其车厢宽大， 又称大车、方厢车。牛车最初是商贾们用来载货贩运的运输车。古代中国历 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因此自古重农轻商，商人虽富，但在政治上却无任何 地位，被划归为“庶民”、“小人”之列。在崇尚马车、以马车明尊卑的时 代，乘牛车被视为是件“卑贱”的事。所以，大小奴隶主贵族死后，随葬品 只用马车，而绝对不用牛车。至今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随葬的牛车坑，大 概正是这个缘故吧。这种重马车、轻牛车之风至秦汉犹存。因此，汉初“将 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一事，被史学家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而 载入史册。汉代车舆制度曾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续汉书•舆 服志》），所以牛车在汉代就成为商人们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不少 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汉代牛车的模型多有出土。武威雷台汉墓 出土的铜牛车模型，形制为双辕，双辕前端缚一半环状槅（即牛轭），槅驾 一牛。轮较小，低于车厢，辐十支。长方形车厢，后有栏板，略高于边栏， 上有横杆，车厢前空无栏，上坐一“驾车奴”，手执赶牛棒御车。武威另一 处汉墓（磨咀子）出土的木制牛车模型与雷台铜牛车形制一样，只是车厢前 有栏板。由此可见，汉代牛车与今大车略同。汉代牛车由于采用直辕形式， 所以支点较低，在平地上行车时远比曲辕的马车平稳安全。加上辕直，制做 时便可选用较粗大的木材，提高了车辕的坚固性，而无须像马车那样附设加 固杆。汉以后，人们坐车不求快速，但求安稳，于是直辕的优点渐渐显出， 直辕车开始盛行，而曲辕车渐渐被淘汰。

无论是乘人的马车或载物的牛车，皆须在较宽敞的道路上行驶，而不适 于在乡村田野、崎岖小路和丘陵起伏地区使用。因此在西汉末东汉初，一种 手推的独轮车在当时的齐鲁（今山东）和巴蜀地区（今四川）出现。四川成 都汉墓的画像砖，四川渠县燕家村、蒲家湾汉代石阙，山东嘉祥汉武梁祠的
“董永故事”画像石上，都有独轮车的形象。独轮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 两个把手前端架置一轮，把手间以横木连接，形成一个框架，其上或坐人或 置物。轮两侧有立架护轮，行车灵活轻便；一般只一人推动，或加一人在前 面拉，载人载物均可。在狭窄之路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 过数倍。这种手推车在汉代并不叫独轮车，而是称“爃”（音茕）。《说文•车 部》曰：“爃，车揉规也，一曰一轮车。”这大概是对独轮车的最早记载。 以后又有“鹿车”之称。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说：“鹿车窄小，载容一 鹿也。”据专家考证，应劭一说，实为望文生义的解释。汉代井上汲水多用 辘轳，属一种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而这种手推车就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

前滚动，形似“辘轳”，所以称其为“辘车”。此说更为合理。(13)至于“独 轮车”之名，要晚到北宋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才看到。
相传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以运输粮草。“木牛流马” 是从汉代的辘车改制而成的。“木牛”即指辘车，不用牛马也能行车，好像 一头不吃草的牛，“流马”意即独轮转动灵便，运行轻快，如同能流转疾奔 的马。辘车起源于穷乡僻壤之地，自然使用者也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另外， 当时一些贫寒文人或落魄之士，因无资格乘马车，于是坐这种辘车。
独轮车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它以自身经济而实用的长 处，历二千余年而未绝迹，至今在我国一些山区或边远乡村中，各种式样的 独轮车仍在使用，尽管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形制却相差无几，可以说都是渊 源于汉代的辘车。据考证，在欧洲出现独轮车已是离汉代一千年以后的事了。


四、两晋南北朝至唐的牛车


汉代乘坐马车，礼仪繁缛，要受许多所谓“乘车之容”、“立车之容” 等条规的限制，乘者必须时刻保持着君子风度，而不能随心所欲。这些对汉 代以后兴盛起来的士族阶层确实是件使人拘束的事。于是他们开始把喜好转 向牛车。牛车行走缓慢而平稳，且车厢宽敞高大，如稍加改装，在车厢上装 棚施幔，车厢内铺席设几，便可任意坐卧，这对于养尊处优、肆意游荡的士 族大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所以，魏晋以降，牛车逐渐得到门阀士族的青睐， 乘坐牛车不仅不再是低贱的事，而且已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了。特别是东晋 南渡以后，江左牛多马少，也是牛车兴起的原因之一。据记载，晋元帝继大 统之后，始造大辂，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其后皇帝喜乘牛车， 大臣们自然竞相仿效，辅佐晋元帝即位的王导，以丞相之尊，也乘坐“短辕 犊车”。
乘牛车也和乘马车一样，有上下等级之分。诸王乘犊车，因以云母饰车， 故又叫“云母车”。这是一种带屏蔽、驾八牛的豪华牛车。三公有勋德者乘
“皂轮车，驾四牛，形制犹如犊车，但皂漆轮毂，上加青油幢，牛丝绳络”。 诸王三公还可并乘通幰车，“驾牛，犹如今犊车制，但举其幰通覆车上也”， 幰，即车上的帷幔。“通幰”，即在牛车顶上自前到后悬挂的一张大帷幔。 一般大臣乘油幢车，“驾牛，形制如皂轮（车），但不漆毂耳”。（以上几 条均见《晋书•舆服志》）
及至南北朝时，牛车更是日益风行。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要
“驾牛十二”（《魏书•礼志四》）。可见北朝使用牛车之盛，比两晋有过 之而无不及。北朝如此，南朝亦不逊色。正是由于士族大姓贪求舒适，醉心 享受，各种高级牛车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致车速快、舆敞露，属于汉代轺车 系统的那类马车乃完全绝迹。甚至郊野之内，满朝的士大夫“无乘马者”（《颜 氏家训•涉务第十一》）。谁要骑马或乘马车，还会被别人弹劾，有的士大 夫从来就没见过马。乘牛车之风习，直至隋唐五代也鲜有变化。《新唐书•车 服志》曰：“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油纁，朱里通幰，朱丝络网。二品以下 云油纁、络网。四品有青偏幰。”综观上述情况，可知当时统治者乘坐的高 等牛车主要有“通幰牛车”和“偏幰牛车”两种，其中又以前者地位最高。

“偏幰”，即牛车的帷幔只遮住车的前半部。这两种车在帷幔底下还有车棚， 棚一般有檐，早期的檐浅，至唐代，棚檐已变得很深，称为“长檐车”。

通幰牛车形象最早见于甘肃嘉峪关晋墓壁画中。(14)该车双辕双轮，车 厢形似太师椅，有卷席篷顶，其上覆盖一张大帷幔。这种通幰车装饰比较简 朴，以后逐渐向豪华奢侈型发展。如敦煌莫高窟 61 窟宋代“火宅喻”中画的 通幰牛车，（图 5）长方形车厢上立棚，呈封闭状。车门设在后边，垂遮帷 帘。棚前和两侧开有棂格窗。棚顶呈拱形，前后出长檐。棚顶四角各立一柱， 四柱上支撑一顶大帷幔。帷幔绣以梅花图案，四周边垂缀丝穗，极华丽。御 车人扶辕步行。主人则坐卧于高大严密的车棚内，可谓逍遥自在。
从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画像砖上，可以见到偏幰车的形象。(15)其形制 也是双直辕驾一牛，棚顶前施一帷幔，遮住车的前半部。（图 6）
除这两种高等牛车外，考古资料中还常见一种立棚但不施幰的牛车。(16) 这类牛车大概属于“油幢车”之类，为一般官吏或地主所乘坐。
民间所用牛车，多是无棚的“柴车”，敦煌壁画中一些唐代“农作图” 上，就绘有卸辕等待拉运粮食的这类民用牛车。




五、太平车与平头车


北宋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个武功不振的封建王朝，在其建国时，北方和西 北有辽、西夏政权与之对峙。而辽、西夏所控制的广大地区都是产马之地， 这就造成北宋马匹来源困难的处境。继而金取代辽，雄踞北方，最后南下灭 了北宋。及南宋建立，偏安江左，良马更是奇缺。因此两宋承袭隋唐之习， 驾车以牛为主，间有骡、驴。自两宋始，乘轿之风渐兴，统治者畏惧乘车之 颠簸，而醉心于坐轿之舒适，出行时但求安稳不求快速。由于两宋对制车业 极不重视，致使我国古代制车技术自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近代也没有 很大的改观。而原先远远落后于我国的西方制车技术却逐渐得到发展，并很 快超过了我国。当西方已出现转向自如，轴舆间装配有弹簧的豪华型四轮马 车之时，我国却还在沿用自汉代以来就一直使用的双辕双轮车。历代车制除 在车舆的形制和装饰上有所变化外，其基本形制无大改进。


宋人或骑马或乘轿，极少乘车，因此宋代的制车业便主要以制造载货的 运输车为主。这种载货的车当时称“太平车”。这种“太平车”的形象人们 从宋代的一些以车、船为题材的画中可窥见一斑。北宋张择端在《清明上河 图》中描绘了十余辆不同式样的车，其中几辆用四匹或两匹健骡拉的大车即 是太平车，其形制和文献所记载的完全相符。不同之处是拉车的牲畜头数没 有二十余，且车后也无系随的驴、骡。（图 7）从图中可以看出，太平车的 行走方式与以前的车不同，即由人驾辕，牲畜拉车，缰绳一端缚绑在骡颈的 轭套上，另一端缚扎在车轴上。显然采用这种人驾辕、骡拉车的系驾方法， 车速是很慢的，正适于但求负载多，不求行车快的要求。太平车是作为短程 运输之用的车，在当时还有一种用于长途运输的载货车，叫平头车。平头车
“亦如太平车而小，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梢横一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 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东京梦华录》卷 3）。除《清明上 河图》以外，五代卫贤《闸口盘车图卷》、宋朱锐《溪山行旅图》、《盘车 图》等画中也有这种车。它们都是一牛驾辕，辕牛前有拖曳的三牛或四牛。

车身高大，轮与车厢齐平，车厢上加拱形卷篷，在长途跋涉时以防货物遭雨 淋和日晒。卷篷和车厢之间有一隔板，似为堆放车夫的行李物品处。车夫在 一旁行走，用手牵牛鼻绳。在这几幅画中，这种平头牛车均是几辆车结队而 行，想必是一支支有组织的长途运输队。这种牛车运输队在宋代极为普遍， 每年全国各地向东京“纳粟秆草，牛车阗塞道路，车尾相衔，数千万辆不绝”
（《东京梦华录》卷 1）。


六、明清的骡车


明清时的车多用一或二骡挽行，因此统称“骡车”。但为区别乘人的车 与载物的车，又有“大、小”之分。乘人的车为小车，因其有棚子、围子， 形如轿子，因此习惯上又称之为“轿车”。载物的骡车就叫大车或“敞车”， 其车厢上不立棚，无车围和其它装饰。

轿车都是木制的，普通百姓坐的用柳木、榆木、槐木、桦木等制作，皇 室和贵族坐的则用楠木、紫檀、花梨等上好木料制作。（图 8）车成型后， 再髹以油漆，一般是栗壳色、黑色。好木料用本色油漆，


谓之“清油车”。一辆轿车由辕、身、梢、篷、轴、轮几大部件组成。车辕 为两根圆头方身的长木，后连车身、车梢，构成整个车的“龙骨”。车厢坐 人处一般用木板铺垫，讲究点的，木板中心用极密的细藤绷扎，类似现在的 棕绷床。其上置车垫子。在车辕前架有一短脚长凳，名“车蹬子”，平时架 在辕前，乘者上下车时，便取下做垫脚用。另外车辕前还横置一根方形木棍， 停车时，用以支撑车辕，以便减轻牲畜所负的重量。车厢上的棚架，上有卷 篷，有的车棚形似轿身，呈竖长方体，上有穹窿顶篷。篷均用竹蔑编制，外 面裱糊一层布，布上再涂一层桐油，可防雨淋。车梢尾部较宽，可用来放置 行李箱笼，无行李时，还可倒坐一人。车轴木制，位于车厢中部的重心上。 车辋是用硬质木破成扇形木板、开榫拼接而成，中心以硬木为毂，最后用 16 根木辐连接毂与辋而制成木轮。轮的拼接处用大铁钩钉牢。轮框和辋的触地 滚动部分都密钉大型蘑菇头铁钉。讲究的车还有许多金属饰件，如后梢横木 上的“填瓦”，车厢套围子的“暗钉”、“帘钩”，车辕头的“包件”等等。 这些饰件或以黄铜或白铜刻花，豪华的还有景泰蓝、鑛金银丝。一般来讲， 车棚是由木格组成，并不能遮风挡雨，所以往往还要包一层布围，以避风雨。 这种布围称车围子。无论是贵族乘坐的高马车还是平民乘坐的普通轿车，其 形制没有多大差异，但车围子却有着很大差别，从其用料、缝制工艺、颜色 等便可区分出轿车之间的差异。豪华轿车的车围子或用绸子或用锦缎制成， 冬天用皮，夏季夹纱。嵌玻璃，绣珠宝，顶绦子，垂穗子，装饰华丽，变化 万千。在颜色上也是各有等级，不得僭越。皇帝用明黄，亲王及三品以上的 官用红色，其余用宝石蓝、古铜、绛色、豆绿等色，各随车主爱好。庶民百 姓使用的轿车围子只能是棉布或麻布制成，颜色也只能用皂青色或深蓝色。 不论是高等轿车还是普通轿车，一般不用白色，因为白色是重孝的服色，不 能随便使用。车围子左右还要开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上嵌玻璃，讲究的车 前后左右均开窗，最多的可以开十三个大小不一的窗户，称之“十三太保”， 窗形状也各异。车门设在前面，上挂一个小夹板帘子，中间也嵌有玻璃，放 下可以望到外面。夏天可换成细竹帘。不上围子的轿车，叫“光架子骡车”，

一般不能上街，因犯人处决时，常乘这种车去刑场。所以，再破敝的轿车也 要上个围子，铺上垫子才能使用。
当乘轿车之风兴起后，各种名称的轿车也就随之产生，如夏枝巢在《旧 京琐记》卷 1 中所说的：“旧日乘坐皆骡车也，制分多种：最贵者府第之车， 到门而卸，以小童推之而行。出则御者二，不跨辕，步行于两旁，健步若飞， 名之曰‘双飞燕’。次曰‘大鞍车’，贵官乘之，京堂以上，障泥用红，曰
‘红拖泥’。其余皆绿色油布围之，曰‘官车’，寻常仕官乘之。曰‘站口 车’，陈于市口，以待雇。‘跑海车’，沿途招揽坐客。”还有奔驰于通衢， 走长途涉远道的专线运送乘客的轿车。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人力车和汽车在我国的出现，轿车数量日渐减少， 多为乡村中地主豪绅拥有，且以妇女乘坐为主。在交通不便之地，也有人使 用这种轿车。其时车的装饰极为简单，车厢立棚，外面覆以蓝布幔帐，前面 挂帘。二十年代后期，“此项轿车，日渐减少，近日唯有婚丧喜庆之家用”
（《民社北平指南》）。而解放以后，这种以骡驾引的轿车已作为历史的遗 迹，陈列于民俗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以畜力挽车运货的车叫大车，其形制在轿车部分已提及。明清时，以骡 驾为主，其后又有马驾、驴驾，因此又称马车、驴车。大车的使用时间最长， 与它同期兴起的许多交通运输工具都已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后被淘汰，唯有 大车，至今仍活跃在我国的广大乡村中。

第二节 车具和马具的演变


早在原始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就逐渐认识到可以利用牲畜来拖 曳、驮载重物。车辆出现以后，人们又认识到可以利用牲畜来挽车。借助畜 力挽车，可运输比原先驮载量重十数倍的重物。最早用来挽车的牲畜是马和 牛。
马和车结合的方法叫系驾法，即怎样使马拉车的办法。中国古代马车的 系驾法随着车形制的变化，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即轭靷式系驾法、胸 带式系驾法、鞍套式系驾法。相应的使用时间约相当于先秦、汉至宋、元至 今三个时期。
先秦独辀车采用的是轭靷式系驾法，在两服马颈上加轭，再用一条革带 围绕马脖子，系结两轭軥之下，将轭固定以防脱落，这条革带称“鞅”。轭 底下衬以衵，即裹轭的软垫。轭首缚于衡上以支撑车体。骖马一般不负轭， 偶有负轭者，皆游离于衡外。二服马通过两条靷绳来挽车。“靷，所以引轴 也。”（《说文•革部》）两根靷绳，一端分别系于两轭内侧的軥上，另一 端系在车舆前的一个环上，此环称为“鋈续”。环后部连接有一根粗绳，系 于轴的中部。此套绳名“靳”。有轭者，靳的前端则分别系于两骖内侧的軥 上。这种以轭驾车，以靷、靳拉曳的系驾法，就称为“轭靷式系驾法”。中 国古代独辀车的车轮大，自轭軥至轴的连线接近于水平状态，以靷传力曳车， 马的力量能够集中使用，减少无谓的分力。马的承力点在肩胛两侧，轭是受 力的部件，鞅虽缚围于马颈上，但因不传力，所以不会压迫马的气管，车子 进行速度加快时，也不至影响马的呼吸，从而使马奔跑自如。同一时期地中 海地区的马车系驾法却是采用“颈带式系驾法”，即将马颈用颈带直接绑在 车衡上，颈带是马拉车行进时的主要受力部位，这样，马的气管由于受到颈 带的压迫，马跑的愈快，呼吸就愈困难，从而大大影响了马的力量的正常发 挥。因此，先秦时期，我国不但具有卓越的造车技术，而且还具备合理的系 驾方法，因而使我国古独辀车的性能较同期西方古车为优越。
秦汉时期，我国制车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其标志就是一种新形制的双 辕车出现，它改变了独辀车必须系驾多马才能行进的状况，仅用单马即可曳 车。车形制的变革必然带来系驾方法的变化，古老的轭靷式系驾法终于被一 种新式的系驾法——“胸带式系驾法”所取代。这种系驾方法就是将原先系 一服马的单靷绳变为双靷绳，两靷前端不再系于轭軥上，而是连接一条绕过 马胸的宽革带，此革带称“当胸”，是曳车时的承力点。而轭这时仅仅起着 支撑衡、辕的作用。这种系驾法较之前者既简便也更科学，它将支点（轭） 与曳车时的受力点（当胸）分开，使马体局部受力相应减轻。胸带式系驾法 是我国古代系驾技术的一大进步，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一种系驾方法。这一 系驾法在西方出现整整比我国晚了近一千年，即到了公元八世纪才开始应 用。而这时，我国古车的系驾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向更为新 式的系驾法——鞍套式系驾法过渡。
在驮鞍出现以前，马车的系驾方式曾一度效仿牛车的槅，即去掉当胸和 靷绳，将衡、轭直接压在马鬐甲前部，马以鬐甲受力拉车。由于马的鬐甲低 于牛的肩峰，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曳车很勉强。后来又产生一种用软材料填充 起来的肩套，把它套在驾车马的颈部以增加马鬐甲部位的高度，使马曳车时 衡轭不再滑脱。至南宋时，则完全去掉了衡、轭等挽具，直接用肩套曳车。

与此同时，小鞍也出现，只是还局限于牛车使用。最迟到元初，肩套和小鞍 就有机地组合起来，用于驾马挽车，于是一种新式的系驾法——鞍套式系驾 法由此产生。这种无衡轭的系驾法完全免除了木轭给马造成的颈部磨伤，降 低了支点，放平了车辕，从而降低了车的重心，增强了车的稳定性。而且可 以充分利用马体最强有力的肩胛部及其两侧，扩大着力面积，增强了马的挽 车能力。这种方法到 13 世纪已完全固定，以后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系驾马车的工具分为鞍具和挽具。鞍是鞍辔的统称，挽具则是指套在牲 畜身上用以拉车的器具。对于一辆快马轻车来说，鞁具、挽具的齐全，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马车的鬐挽具除上述鞅、靷等以外，还有束马头的勒，控制 马的辔等。为了美观，马身上还加有各式各样的装饰物。下面简要介绍一下： 勒 也称络头，俗称马笼头。一副完整的勒由革制的项带、额带、鼻带、 咽带、颊带和衔、镳组成。衔镳多青铜制（也有银制的）。衔，俗称马嚼子。
多呈长体弧曲状或“S”形，其中央的部分叫镝。“镝，衔口中央铁，大如鸡 子中黄，所以制马口也。”（《淮南子•泛论训》高诱注）镝的两端有环， 环外系马缰绳。衔置于马口中，用以制驭马的行止。镳是与马衔配合使用的 马具，最初用骨、角制，因此也可写作“■”。西周后常用青铜制，呈牛角 形，后世则有多种形制。镳贯于马衔的两环中，以防马衔脱落。先秦时，随 着骑兵的出现，马车的马络头，也逐渐被移用于骑兵的战马上。
辔即马的缰绳，一头系于衔环上，一端握在御者手中，御者的意图通过 辔传达给马。辔与络头、衔、镳合在一起，统称“辔头”。
鞧 也称后鞧，指套车时络于服马臀部的革带。
■、游环 ■是系于马腹的一条革带。带上常贯有鳞形铜饰。后来其 上端系鞍。“游环，在服马背上，骖马之外，辔贯之游移前，却无定处也。”
（《释名•释车》）一般安在服马背上■带处，以穿系靷绳。
繁缨 一种缀于马鞅或马当胸下的缨络状装饰物。按乘者的身份高 低。繁缨可分为十二条、九条、七条不等。
左纛 装在右骖马头上的饰物。其下有半圆形底座，座上有高约二十 厘米的铜杆，杆顶饰有缨络。《续汉书•舆服志》：“左纛以牦牛尾为之…… 大如斗。”它是为了便于使四匹马一起转弯而设置的部件。
以上是汉以前我国古代马车最基本的鞁具与挽具。后世多有变化，或增 或减，或同为一物而异名，或同为一名而异物。如清代轿车的鞎挽具就极为 复杂，有夹板儿鞍子、套包、搭攀、后秋、套靷、滚肚、嚼子、前靷、缰绳 等等。
我国古代骑马的历史（指中原地区）远比乘车的历史要晚。即所谓“驾 车在前，乘骑在后”。而单骑的出现则是与战争分不开的。在春秋战国之交， 即公元前 307 年，赵国为对付“三胡”（即东胡、林胡、楼烦），抛弃了传 统的车战，变服骑射，组建了骑兵部队，揭开了我国中原地区古代单骑历史 的序幕。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行动就是指此。至秦汉，骑 兵已成为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以后历代相沿，军队的建制均包括骑兵。到 隋唐时，乘骑之风，已自上而下，普及整个社会。不但男子在隆重的场合骑 马，就是贵族妇女出游时也热衷于乘骑。唐代著名画家张萱，在所画《虢国 夫人游春图》中，描绘了唐玄宗时显赫一时的王亲虢国夫人和其从监、宫女 共八人骑着雄健的骅骝马出游踏青的情景。民间骑马之风，要到唐中期以后 才算真正确立。为什么民间乘骑之俗的形成比骑兵的出现晚这么久？究其原

因，一是受社会风俗习惯之约束，因骑马的姿势很类似当时世俗认为不礼貌 的踞坐。二是马具的不完善造成乘骑难度较大，不经一定的训练，是难以驾 驭住马的。而我国古代单骑的马具也和马车的鞁挽具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发展过程。一套完备的马具，是由络头、衔、镳、缰绳、鞍具、镫、胸带 和鞧带几部分所组成。其中络头、衔和镳基本上承袭了马车的马辔头形制， 无大变化。其它的马具则有别于马车的鞁挽具。现简介如下：
辔 即马缰绳，绕过马颈，两端分别系于衔两侧环上，呈封闭式半圆 状，骑者握缰以驭马。
鞍具 “马鞁具也。”（《说文•革部》）鞍具的出现较之辔头要晚。 一般说来，古人将马系上辔头后，便直接骑裸背马，而骑光背马，很难控制 马的动作，而且时间一长人也会感到不适。所以就出现了一种类似褥垫或坐 垫的东西，将它放置在马背上。这种原始的鞍具称为“鞍垫”，在秦始皇陵 二号俑坑里的战马和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初年骑兵俑战马上均装备有这种鞍 垫。及至西汉晚期，一种凹形马鞍始出。两晋南北朝时，马鞍前后起桥，因 两鞍桥均直立，所以称之为“两桥垂直鞍”。隋唐以降，鞍桥的形制又有了 新的变化，表现为前鞍桥高而直立，后鞍桥向下倾斜，可称之为“后桥倾斜 鞍”。这种调整，方便了乘者的上下。鞍具一般为木制，也有用革制的。其 上多饰铜泡，鎏金包边，高级的则镶嵌珠宝。鞍下垫鞍褥，也称“鞯”，多 为毛毡制作，以防磨损马背。讲究的则用皮毛制作。鞍鞯下有障泥，是一种 设于鞍鞯之下垂悬马腹两侧障尘挡泥用的马具。备好鞍具的马，如暂不乘骑， 则在鞍上蒙盖一块丝绸缎，称“鞍袱”（也写作复），以避尘埃。唐代称之 为“帕”，“银鞍却覆香罗帕”（杜甫《骢马行》），即指鞍袱。

胸带和鞧带 都是固定鞍具的革带。胸带也称攀胸，唐代则称之为“钩 臆带”。唐诗中“银收钩臆带，金卸络头羁”（白居易诗），即指此带。鞧 带也可写作秋带，自鞍后绕过马尾下兜过尻部，再连结在鞍上，以免鞍具前 斜。除胸带和鞧带以外，腹带也是固定鞍具的重要革带，它的产生时代较前 两种要早，商周马车上已有，称为“■”。■自马鞍底下绕过马腹，两端卡 扣在马鞍中部的两侧。这样，马鞍和马鞯被从马的胸、尻、腹三个部位引出 的带子牢牢固定在马背上，以免向前、向后或向两侧偏斜。这种固定鞍、鞯 之法，至唐代已成定制，后世均相沿用，无大变化。


马镫 可以说是马具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它是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 而产生的。在马无鞍具或只装置低矮的鞍垫时，骑手们上马都是一手抓缰， 一手按住马背（或鞍垫），偏身跨腿跃上马背。西晋时，鞍桥变高，且直立， 这样就使骑者上下马更为不便。一般如不踏踩垫物，是很难从地上飞跃上马 的。于是一种供骑兵上马时蹬踏之用的马镫出现。1976 年甘肃武威南滩一座 魏晋墓中，出土一件铁马镫（已残，形制不详），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 马镫实物（时代为 3 世纪左右）。(17)另外，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 年） 墓出土的陶俑坐骑上也有镫(18)，（图 9）呈三角形，只在人上马的左侧前 鞍桥处系挂一只，而右侧没有。垂系马镫的革带很短，只及人腿部的一半长， 而且俑的脚并未踩在扣里，所以说，这种马镫只是供乘者上下马时蹬踏之用， 上马后便无用处了，可视为马镫的原始形态。但它的出现仅仅提供了上下马 之便，并未解决骑乘时的安稳问题，因马飞奔时产生的惯性，极易将骑者抛 下马去。所以，古人在这种原始马镫的基础上，又制作出真正的马镫。北燕

冯素弗墓（冯素弗死于 415 年）出土的两个三角形、木芯外裹鎏金铜片的马 镫即是其代表物。（图 10）(19)从单马镫到双马镫，即为我国古代马镫产生、 发展和成熟的两个阶段。马镫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因 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军事上，使骑兵上下马迅速，人骑在马上不易坠地， 控制战马也更自如，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的训练变得更容易。在日常生 活中，使许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也能很方便地上下马和驾驭马，甚至妇 女也能稳骑马上。骑马者的姿势也由以往的踞坐式改为挺身直腿。其时所谓
“骑士之风”较之“乘车之容”更具风度和潇洒大方。隋唐以后的马镫形制 改进得更为实用，其镫柄变短，镫体上部呈圆弧形，踏脚处改为微有弧曲的 宽平沿，便于乘者蹬踏。


蹄铁 为了不使马蹄受伤，汉代曾使用过“革■”，就是给马穿上皮 制马鞋。但因行动不便，不久就被淘汰。唐代以后有“踠促蹄高如踏铁”（杜 甫《骢马行》）和“铁马”的描写，有人认为此即指蹄铁。但也有专家认为， 这些只是诗歌中所用的比喻，难以确定。我国普遍采用蹄铁的时间，大约不 会早于元代。(20)而正式文字记载则要到明代。明《增补文献考•经籍志》 说：过去没有蹄铁，用编葛护蹄，尹弼商东征建州时，为防冻伤马蹄，用铁 片制成圆的马蹄形，分两股钉在马蹄上，蹄钉像莲子形，头尖尾大，每蹄 8 个，在冰上行走可防滑，从此以后，“有马者均用此”，一年四季不除。
具装是防护战马的铁铠。汉代即有皮制的“当胸”，三国以后开始出现 马铠。至南朝时期，“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已成为骑兵部队的主力。“甲” 是指骑士的铠甲、兜鍪。“具装”即马铠，包括护头的“面帘”、护颈的“鸡 颈”、护胸的“当胸”、护体的“马身甲”、护尻的“搭后”等等，均为铁 制，因此笨重不堪，虽有护体之长但有负重之短，所以，至隋唐时，沉重的 具装便废而不用，矫捷迅猛的轻骑兵则重新得到发展。
我国古代马具和马饰的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的产生，两晋南北朝的 发展，隋唐以后的完备这三个发展时期。而马具的日臻完善是促进古代乘骑 之习普及的主要原因。自此以后，具有矫健英姿的骏马、风度翩翩的骑士、 富丽华美的马具，便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诗仙词圣书画和讴歌的对象。

第三节 舆轿


如果说车与船是属于人类共有的交通工具的话，那么舆轿则是一种独特 的代步工具。在车马盛行的年代，人们借助车可以驰骋于平原之上，但如遇 陡峭险峻的山路，就只能利用舆轿这种可翻山逾岭的交通工具了。司马迁在
《史记》中曾提到，大禹治水“山行乘檋”，“山行即桥”。《史记•河渠 书》集解引徐广曰：“檋，一作桥。”因檋是过山之用，负在一前一后两人 肩上，远望过去“状如桥中空离地也”（《癸巳类稿•轿释名》），所以又 可称桥。而“桥”、“轿”二字古时可相通。这是古文献中对舆轿类的最早 记载，只是远古的事，荒邈难稽，人们已无从考证夏代舆轿的形制了。至今， 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舆轿实物属春秋战国时期。1978 年从河南固始侯古堆 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陪葬坑中，发掘出三乘木质舆轿，(21)其中一件经 复原后可以看出其原貌：它是由底座、边框、立柱、栏杆、顶盖、轿杆和抬 杠等部分组成（图 11）。底座呈长方形，顶盖仿四面起坡的房顶形式，轿身 原应施围帷幔。前开小门，供乘者出入。轿杆捆绑在底座边框上，这和后来 轿杠固定于轿身中部的形制不同，可以说它是以后各式肩舆（宋代以前，舆 轿多单称“舆”，扛上肩的属肩舆一类，用手抬的属腰舆一类）的滥觞。从 该舆轿完备的结构看，当时制造舆轿的技术已相当成熟。而在它以前，必然 还应有一段孕育完善的过程，由此看来，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
“舆轿”一词始出于汉代。《汉书•严助传》中有“舆轿而隃（逾）岭” 的记载。因这种过山的舆轿多是用竹编成，轻便易举，所以其时又有“竹舆”、
“箯舆”、“编舆”、“■”、“箯”等名称。它们虽名称不一，但实为一 物。汉舆轿形象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铜贮贝器上可以见到，作长方 兜形，有抬杠，但没有帷幔和顶盖，乘轿者“席地而坐”，由四个短衣跣足 的壮汉肩抬而行。从轿身上的斜方格纹来推测，此轿应是用竹蔑编织而成。 由于该墓属汉代古滇族人之墓，所以这种舆轿当是滇人所用之物，它们与同 期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汉民族使用的舆轿是否同属一制，尚有待进一步考 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舆轿，不仅仅用于爬山逾岭，而且已成为统治者的日 常代步工具。其形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因舆轿的形制不同，其名 称也各异，有“八扛舆”、“版（板）舆”、“襻舆”、“篮舆”等等。但 所有这些不同形制的舆轿皆“人以肩举之而行”（《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 元年注），所以又可统称为“肩舆”或“平肩舆”。在各类肩舆中，尤以“八 扛舆”为最大。因需用八人肩抬，故名。这种八扛舆见于晋顾恺之所画《女 史箴图•班姬辞辇图》中，其轿身较大，可同时乘坐二人，轿上笼罩幰幛， 夏日可避蚊虫。前置■，乘者可倚■而坐。此轿不用抬杠，而是直接将轿杆 上肩，轿夫为前六人后二人。八扛舆是一种高等肩舆，当时只有皇亲王公才 能乘坐。平肩舆的形象图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朱漆彩绘屏风上 和河南邓县南北朝墓出土的模印彩绘画像砖上均可见到，这种平肩舆上均施 通幰，幰上还加饰华盖。由四人肩抬而行。板舆因民间通用，所以其形制较 前几种简陋，只是把一块方木板固定在两根杠上，由两人一前一后抬行。乘 者屈膝或盘腿坐在板上。
盛唐之世，舆轿的种类更多。皇帝所乘谓之“步辇”，王公大臣所乘称

为“步舆”，妇女所乘，则称“檐子”，又作“担子”。民间通用的板舆又 可称“舁床”。舁，共同抬东西之意。它们与前期的不同之处是，轿夫以襻 带系挂杠端，挂于肩头，双手下垂提杠而行，舆轿高只齐腰，不上肩，很像 推独轮车状。因上肩的平肩舆重心较高，乘者盘坐其上，很不安全，入唐以 后均改为这种手抬的形式，因此唐代的各种舆轿又可统称为“腰舆”，以别 于前期的各式“肩舆”。唐阎立本所画《步辇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 早的皇帝乘坐的步辇形象。画中绘吐蕃赞普于贞观十四年（640 年）派其丞 相禄东赞到长安，进见唐太宗，求婚文成公主一事。太宗盘腿坐于步辇上， 其形制即为简易的板舆，两宫女前后抬辇，襻带系于两杠头，挂在宫女颈上。 步辇的四角还有四宫女相随，皆双手置辇边框上，以助抬辇。妇女乘轿始于 唐代，其乘坐的檐子，是以竹蔑编扎而成，形制已接近后世的轿子。《册府 元龟》载：“唐文宗时，妇人本来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可见 妇女乘轿之风始兴于唐文宗前后（在位期间 827—840 年），但仅限于朝廷命 官之妻、母。按当时规定，一、二品及中书门下三品官的母及妻，其檐子用 金、铜作装饰，轿夫八人；三品官，其轿夫为六人；四品官、五品官，檐子 以白铜为饰，轿夫四人；六品以下以漆画纹，轿夫四人。

时至宋代，始有“轿子”一词，宋人王铚在《默记》（引自《说库》第
18 册）中提到：“艺祖（赵匡胤）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䦿，乘 轿子，出居天清寺”。以后虽说轿子还有各种不同的别名代称，但作为这类 交通工具的总称或俗名，“轿子”一词一直沿用至今。清俞正燮《癸巳类稿•轿 释名》说：轿“古者名桥，亦谓之辇，亦谓之茵，亦谓之辎，亦谓之辎軿， 亦谓之舁车，亦谓之担，亦谓之担舆，亦谓之小舆，亦谓之板舆，亦谓之笋 舆，亦谓之竹舆，亦谓之平肩舆，亦谓之肩舆，亦谓之腰舆，亦谓之兜子， 亦谓之簥，而今名曰轿，古今异名同一物也。”
宋代是我国古代家具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高脚桌椅的广泛使用，引起 了许多生活用具的变化，轿子便是其中之一。这时的轿子已改为全遮式，轿 身呈立体长方形。用蔑席围遮，盔帽式顶盖，四角上翘。左右开窗，门扉施 帘。轿内置放高脚椅座，乘轿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由于轿 身增高，重心上升，过去将桥杆捆绑于轿底部的做法已不适用。这时的轿杆 皆固定于轿身中部，既保持重心稳定，又便于轿夫起放。这种新形制的轿子 较之前代敞开式的各式“肩舆”或“腰舆”，要舒适稳当得多。自宋至近代， 轿子基本上保持了这种固定形制，只是在纹样装饰，材料质地，尺寸大小和 抬轿人数等方面有些差异罢了。宋代轿子的款式、质地日益讲究，并根据地 位的尊卑，制定了座轿的等级制度。如皇帝的座轿皆称辇，皇后座轿则称龙 肩舆。宋代乘轿人已不限于王亲贵族，许多平民庶人，富商大贾也多乘轿。 当时抬轿谋生已成为三百六十行之一，按《东京梦华录》卷 4 记载，在京师
（今开封）的街头巷尾，随时可以租赁到轿子。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 图》中，在人群熙攘的汴京街上，就有不少由二人肩抬而行的担子形象。（图
12）其中有的轿顶上还插满柳枝。除宋画外，在出土文物中也可见到宋轿的 形象。1958 年河南方城宋强氏墓中就出土一乘石质轿子模型，(22)其形制与
《清明上河图》中轿子的形制相近。1978 年江苏溧阳发现宋代李彬墓，(23) 其中出土一乘这类小轿的陶制模型，为一把大椅，两旁扎有竹杠，不施帷幔， 轿夫二人，皆短衣小帽，一前一后作抬轿姿态。其椅应是文献记载的“龙椅”。 这种简易的轿子形制，当为明以后“凉轿”或“滑竿”的前驱。

及至明朝，轿子又有“显轿”与“暖轿”之分。显轿也叫“凉轿”，民 间则称“山轿”。其制即为一把大靠椅，两旁扎有竹杠，椅下设有踏脚板， 不施帷幔，多与华盖罗伞相配用，类似解放前四川山区地带流行的“滑竿”。 暖轿则和宋代的檐子形制相差无几，只是盔帽式顶盖由圆穹窿形变为略呈四 面坡形，四角不上翘，顶尖饰宝瓶。明《安南来威图册》插画中，描绘有嘉 靖年间云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乘轿出巡的场面。图共两幅，一幅为乘四人抬 暖轿出衙署，一幅为乘八人抬显轿出巡。1960 年上海卢湾明墓中，(24)曾出 土明显轿与暖轿的木制模型各一。这些都是人们了解明轿形制的最珍贵的资 料。


清朝的典章制度繁缛而森严，即便是乘轿也不例外。单就皇帝而言，在 什么场合乘什么轿子，都有严格的规定，决不能够违反。皇帝的轿子皆称
“舆”，分礼舆、步舆、轻步舆和便舆四种。礼舆呈立体长方形，楠木质， 上有穹窿盖二层，第一层呈八角形，第二层呈四角形，各角皆饰金色行龙。 轿顶盖正中冠以镶珠错金宝瓶，盖檐垂明黄色缎绸。轿帷也用明黄云缎，夏 用纱，冬用毡。左右开窗，冬装玻璃，夏罩蓝纱。轿内置金龙宝座。轿身左 右有直杠，长一丈七尺多，大小抬杠共十四根，皆涂红漆，绘金云龙纹，所 需轿夫多达十六人。礼舆是最尊贵、最庄重，也是最豪华的御轿，皇帝也只 有在祭天和祀祖的场合下才乘坐。步舆为皇帝巡游于皇城内乘坐的显轿。轻 步舆为皇帝到皇城以外狩猎、巡视乘坐的显轿，其规格尺寸小于步舆。便舆 则是时刻伴随于皇帝身边的小轿，以便皇帝在宫廷、园囿随时可乘坐。便舆 也有暖轿和显轿之分。皇后乘坐的轿子与皇帝的轿子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只 是纹饰改龙为凤，因此有“凤舆”之称，也由十六人抬。皇贵妃、亲王妃及 公主则乘“翟轿”（翟：长尾的野雉，古代画翟羽于轿上用为装饰），其制 与凤舆同，只是尺寸略小，纹饰易凤为翟，由八人抬。王公大臣皆备有显轿、 暖轿各一。按等级高低，其质地纹饰也有区别，轿夫人数不同。其时，四人 以上抬的轿通称为“大轿”，（图 13）二人抬的轿俗称“小轿”。清徐扬《盛 世滋生图卷》中便绘有许多清轿往来于苏州城内繁华街巷的场景。

自南宋起，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迎亲嫁娶，也乘坐轿子。即“士 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这类轿子俗称“彩轿”、“喜轿”、“花轿” 或“彩亭”。这种花轿初时比较简朴，只用蓝色绸布作轿帷，四角架悬桃红 彩球。以后日趋华丽，除用大红织锦作轿帷外，轿的前后左右还各加小镜， 轿顶也悬缀小镜数面。《清俗纪闻卷》一书的插图中，就描绘有这类花轿的 形象。书中还提及另一种形制特殊的花轿，其形近似一间小屋，顶呈卷席两 坡状，四周以红帷幔遮蔽，轿的四角以及轿身两侧中部均悬垂结花彩带。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对乘轿皆有不同的规定。南北朝时，官 员乘轿只限于在寓所私苑内，上朝出使仍须乘车。但因当时乘轿之习尚不普 遍，故对乘轿并无严格规定。唐朝建立以后，开始制定乘轿之规，并且日臻 森严。初唐，除皇帝以外，一般人皆不准乘轿。年老体弱的大臣进宫议政， 经皇帝恩准特许，方可乘轿。太宗以后，朝禁一度松弛，一般朝廷命官及其 妻子、内侍、太监、宫女皆可乘轿，但小吏、商人和百姓还不得乘轿。唐武 宗开成五年（840 年），根据大臣黎植的建议，正式规定：除“宰相三公诸 司官及致仕（退休）疾病官许乘檐子”（《旧唐书•舆服志》）外，其余“不

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 檐夫自出钱雇”（《唐会要》卷 31）。对贵妇和品官夫人则许乘檐子。但她 们轿子的装饰和轿夫的数量按等级不同，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得逾越。北 宋时，许多封建士大夫自命清高，认为乘轿“以人代畜”，是有伤风化的不 道德之举。所以，北宋除“宗室老疾不能骑者，出入听肩舆”（《宋史•舆 服志》）以外，凡朝廷命官皆不乘轿，即便是个别老弱病残者，“朝廷赐令 乘轿，犹力辞后受”（《朱子语类》卷 128）。对于品官家眷和民间富户乘 轿，则不加限制，但对轿夫人数却有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 翰林学士李昉上奏言：“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 兜子、舁不得过二人。”（《宋史•舆服志》）这或许就是《清明上河图》 中的轿子均为二人所抬的原委吧。宋代南渡以后，统治者不思金戈铁马，率 师北上，反而沉湎于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中，在定都杭州以前， 南宋政权先迁于扬州，宋高宗以江南多雨，“扬州街路滑，始许朝臣乘轿”。 其后“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宋史•舆 服志》）。加之当时的马匹、车辆几乎大部分为金人掠去，所以，从那时起， 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骑马乘车者渐少，而乘坐轿子者日多，以至形成“中兴 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宋史•舆服志》）的 状况。由于乘轿限禁逐渐放宽，王公及品官之妻也多坐轿。到后来，甚至一 些无爵位的富人也可乘轿。民间百姓婚嫁迎娶亦莫不乘轿。仅短短数十年的 时间，在南宋统治的半壁江山中就形成了轿子不绝于道，乘轿者比比皆是的 局面。由于轿子风靡当时，在客观上就影响和阻碍了制车技术的发展，造车 业随之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汉唐时那种有车千乘、万乘之盛况，使我国原本 领先于世界的制车技术，从此停滞不前。明清以来，轿子则有官轿、民轿之 分。官轿等级甚严，身份与官品不同，所乘轿子的质料、装饰、大小和轿夫 人数，也不一样。明代皇帝之坐轿因其顶髹红漆，故称红板轿。除此以外， 凡轿皆禁髹红漆。明初定制：文臣自三品以上方准乘轿，武官则严禁乘轿。 正德以后，轿制稍弛，各品文官皆可乘轿，甚至武官也有乘轿者，但只能坐 无帷幔的显轿。清制规定：“满洲官唯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 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官，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
（《清史稿•舆服志》）违者查旗御史参奏。亲王的轿子是银顶、黄盖、红 帏，外罩鹦鹉绿呢，四面置纱窗，悬珠穗。轿夫八人。郡王的乘轿为红盖、 红幨、红帏，轿夫亦八人。两王之轿，俗称“八抬大轿”。汉人文官自大学 士以下至三品文官以上，轿用银顶、皂盖、皂帏，在京轿夫四人，出京可八 人。四品官以下，轿用锡顶、皂盖、皂帏，轿夫二人。明清的官轿出官府时 都有侍从在前鸣锣开道，沿途呵斥声不绝于耳，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无 官爵的富人或平民所乘的民轿，皆是黑油齐顶，平顶皂帏的二人抬小轿。民 国初年，乘轿已无等级限制。百姓结婚，多乘披红挂彩的花轿，轿夫人数为 二至八人不等。随着这种习俗的盛行，专门经营迎亲仪仗的“喜轿铺”也应 运而生。以北京为例，解放前老北京城区内就有大小喜轿铺五、六十家，每 家有花轿几乘到几十乘不等，从事抬花轿职业的人竟达数千之多。
轿子最初是一种爬山逾岭用的代步工具，后来却被统治者当作享受的工 具。所以，它是落后、愚昧的象征，是人压迫人的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 轿子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产物，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人们只 有在博物馆或一些历史影片中才能看到它的形象。
第四节 船


一、筏子与独木舟


我国不仅陆疆广大，而且河流众多，海域辽阔，因此中华民族不仅有一 部光辉的陆上进化史，而且也有一部壮丽的水上开发史。而一部水上开发史 必然也是一部舟船发展史。中国舟船发展史绵延数千年，最早还得从远古说 起。
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们尚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 于靠水很近的地域。但由于没有一定的工具，他们无法捕捞深水中的鱼群， 无法狩猎河对岸的野兽，不仅如此，如遇洪水泛滥，他们甚至连生命都不能 保全。恶劣的环境与求生的本能迫使人类去思考，人们开始寻求一种可以浮 于水上的工具，以期猎取更多的食物和战胜洪水的危害。
然而究竟什么东西能够浮于水面而不沉？长期与自然界的抗争不断增添 着人们的智慧，自然现象的反复出现也给人以一定的启迪。“古者观落叶因 以为舟”，（《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 古人终于认识到某些物体具有浮性，自然漂浮物成为人们创造舟船工具的最 早诱因。经过长期实践，古人创制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这是一 种用树干或竹子并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状物体。原始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单根竹 木虽具浮力，但因其为圆形，浮在水中易滚动且面积窄小，运载力有限，如 将数根并扎，则在水中可平稳漂浮且运载量增加，既可载物又可载人。筏子， 古时也称为“桴”、“泭”，或“箄”。
继编木为筏之后，又有“刳木为舟”（《周易•系辞》）。“刳”是割 开、挖空的意思，“舟”是指古代船舶的直系祖先——独木舟。它是一种用 独根树干挖成的小舟，其制做过程是：先选用一棵粗大挺直的树干，将不准 备挖掉的部位涂上湿泥，然后用火烧烤未涂湿泥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 再用石斧等工具砍凿，这样疏松的焦炭层很快就被“刳”尽，如此反复多次， 独木终被“刳”成带槽的舟。有了舟，人们尚不能在水中随意行驶，还必须 有推动独木舟行进的工具。“剡木为楫”（《周易•系辞》），即是指古人 制桨的方法，“剡”的意思是削。“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释名•释 船》）。削木头做成桨，以推进舟的行驶。在舵未出现以前，桨还有控制方 向的作用。独木舟与桨相配合，人们才可较随意地在水面上活动。“舟楫之 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周易注疏》卷 4）
独木舟具体出现的时代尚不能断定。但 1977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 时代遗址中，出土一柄用整木“剡”成的木桨，(25)这表明至迟在大约七千 年前，我国已开始使用独木舟，同时也说明，我国发明和使用舟船的历史较 之车马出现的时代要早数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目前尚未见有实物 出土，但晚于原始社会的独木舟，解放后却多有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二 十余只。这些古独木舟已成为研究早期独木舟形制的重要依据。从后世的独 木舟看，我国古代独木舟的形制，大致有三种：一种头尾均呈方形，不起翘， 接近平底；一种呈头尖尾方形，舟头起翘；（图 14）一种头尾均呈尖形，两 头起翘。从舟体外形变化来看，第一种应属时代较早的一种，随着行驶经验 的积累，人们认识到舟头部尖形比方形省力，且速度快，于是出现第二种形 制，继而产生了第三种。

独木舟的优点就在于一个“独”字，舟身浑然一体，严整无缝，不易漏 水，不会松散，而且制作工艺简单，所以沿用的历史很长，直至今日，在我 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木舟还被用作渡河工具。


筏子与独木舟的相继出现，是人类开拓水域交通迈出的第一步。有了它 们，人类的活动范围便从陆地扩大到水上，人类从此可以跨江渡河，使地域 上的阻隔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二、木板船的诞生


筏子与独木舟都还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的干舷(26)非常低， 装载量一大，筏子便浸没在水中。而独木舟的大小则受到木材的限制，且要 想通过改进舟形来提高行舟速度也很困难。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力 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水上运输活动日渐频繁，而且载重量也日渐增加，筏 子与独木舟的“短处”便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独木舟的基础上，人们创制出新型的船——木板船。木板船的问世， 在我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代。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写作：■、■、■， 均是象形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船的结构：它已不是独木刳成的舟， 而是用数块木板组装的木板船。这表明，至迟在三千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 完成了由独木舟到木板船的变革，且此时的木板船已具有成熟的形制。当然， 这一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奴隶们长期实践，不断改进，逐渐创新的结果。 雏型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它无非是在独木舟的基础上加装木板，以 扩大独木舟的装载量。这种改进的独木舟在考古资料中曾有发现。1975 年江 苏武进出土了一条汉代木船，(27)船体是用三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它已脱离 原始独木舟的形制。以后，人们干脆抛开独木舟，直接用木板造船。早期的 木板船是由一块底板和两块弦板组成的最简单的“三板船”。至今在我国广 西一些河窄滩多，水道曲折的地方还能见到这种原始木板船的踪影。全船仅 由三块板构成，底板两端经火烘烤向上翘起，两侧舷板合入底板，然后用铁 钉连接，板缝用刨出的竹纤维堵塞，最后涂以油漆。商代尚未有铁钉和油漆， 因此想必当时制造这种三板船时或靠榫卯连接，或用藤蔓、兽皮条等缚扎。 板缝则用草秆、麻丝、竹茹之类的纤维物质塞堵。另外从甲骨文“■”字的 结构上看，在船的首尾部位还各加有一、二根横木，使船体联接得更加牢固。 这种三板船是后世各类舢板船的祖先。1974—1978 年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 山国一号墓的南侧发现一大型葬船坑，出土三条大船、两条小船和若干支木
桨。(28)这五条船是目前我国所见时代最早的木板船实物。 从独木舟到木板船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至此，人类不
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而能够根据人的意愿，对 材料进行加工了。在这一基础上，此后的各种弘舸巨舰、楼船方舟也陆续产 生，从而给古代漕运、海上交通、水战带来了众多辉煌壮观的场面。
舟船的出现原本是人类为了满足载货、运输和生产的需要，但在奴隶制 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舟船和马车一样，也成为战争的工具。史籍中有明 确记载的水战发生在公元前 549 年。《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前
549 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杜注：“舟师，水军。”可见春秋时期 大规模的船战已登上战争舞台。当时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太湖流域的吴国、

钱塘江流域的越国和济水流域的齐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战舰，建设舟师，因而 水军力量以这四国最为强大，船战也常常在这四个国家之间发生。
战舰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战舰既要装备进攻武器，又要防 御敌舰攻击，所以其结构和性能均比民用船只要优越得多。因此可以说，战 舰是当时造船技术水平的最高体现。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各国水军的战舰种 类繁多，有“艅艎”、“三翼”、“突冒”、“楼船”、“戈船”、“桥舡” 等等。
艅艎 又称余皇。船头装饰“鹢首”，专供国君乘坐，因此又称“王舟”。 战时则作为指挥旗舰。
三翼指大翼、中翼、小翼，即三种同类型轻捷战舰的合称。 突冒 一种冲突敌阵的小型战船。
戈船 一种船上安有戈矛的战船。


这些战舰仿照陆军的车战形式而编制：艅艎相当于陆军的旄车（指挥 车），大翼舰有如重车（革车），中翼舰有如冲陷车，小翼舰有如轻车，突 冒船相当于陆军的冲车，楼船相当于陆军的行楼车，桥舡船相当于陆军的轻 骑兵。(29)这些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战舰组成强大的舟师，有如现在由各 种舰艇组成的混合舰队。由单纯的泛舟渡河，到大规模的水战；从简陋的三 板船到各类战舰的建造，表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诸侯 国还建立了专门造船的工场——船宫。(30)
先秦时期的战舰实物，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但是从战国青铜器上的
“水陆攻战”纹饰中，（图 15）(31)可以窥知当时战舰的大致结构：船体窄 长，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三、四个佩带短剑的划桨手，身体前弓，正奋力 操桨划船。为减少伤亡，保证战舰攻守自如，桨手藏于船舱之内。上层则站 立有四、五个击鼓、射箭、挥戈剑的武士，正与对方格斗。从每只战舰仅有 七或九人来看，这种双层战舰属于一种轻型小舰，适于近战，很可能就是文 献记载中三翼舰中的一种。

三、秦汉造船的高峰


一部中国舟船发展史，上下数千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发展时期——秦 汉、宋元和明。秦汉是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船只类型多，规模 大，行船动力、系泊设施基本完备。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以武力灭关东六国，统一了中国，在造船业上， 继承和发展了原来六国中一些国家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了许多轻舟巨舸， 使当时的船舶航行已经能够通江达海。秦代的船实物，目前尚未发现，但在 广州却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32)该船场中心部分平行排列着 三个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 88 米以上。其中 1 号、2 号两个船台都是由枕木、 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水平式船台。2 号船台宽 5.6—8.4 米，以此长度和宽度计 算，该船台可建造宽 6—8 米，长 20—30 米，载重 50—60 吨的大型木船。若
1、2 号两船台并台造船，则可以造出载容量更大的船只。据专家考证，这个 造船场是秦代统一岭南时建造的，汉代继续沿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 时期造船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汉承秦制，造船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船只因用途不同，

在制造形式上也划分成许多种类：
艑 是一种内河运输船。《正字通》：“形扁，故呼为扁子。”《通雅》 释为浅船。
艇 是一种形狭而长的小船。《释名•释船》：“二百斛以下曰艇，其 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
■ 是一种体型短宽的运输船。《释名•释船》：“三百斛曰斛。■， 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可见■主要流行于 江南一带。
■ 是一种航海大船。《说文•舟部》和《广韵》中，均称■为汉代海 中的大船。


舲 是一种内河小船。《广韵》称：舲为上有小屋而设窗的船。
舫 又称“方”或双帮船。晋郭璞说：“舫，并两舟也”，即两船并联 一体的船。《史记•张仪传》记载：“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 下水而浮。”
斗舰 是一种有防御装置的战舰。《释名•释船》：“上下重床（板）， 曰槛（同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
先登用于运送士兵登陆攻击的前驱快艇。即“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以 向敌阵也”（《释名•释船》）。
斥候 一种用于观察敌阵的小船。“五百斛以下，还有小屋，曰斥候， 以视敌进退也”（《释名•释船》）。
赤马舟轻巧速疾的小船。
艨艟 一种进攻型的轻捷小战船。“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
（《释名•释船》）。外部用生牛皮蒙覆，两舷开有划桨孔，左右设有“弩 窗矛穴”，敌船难以接近，又不怕矢石攻击，便于快速攻敌。
楼船是汉代最富盛名的一种船，也是最能反映汉代造船技术水平的一种 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船上建楼，一般是根据船只的大小在甲板上建 楼数层，最高可达三层。每一层都有专门名称：“船上屋曰庐，象舍也。其 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雀室，于中候望，若鸟雀之惊视 也。”（《释名•释船》）广州东汉墓曾出土过一件木制船模，其舱房是双 层的，(33)可称之为“飞庐”楼船。楼船的种类很多，用途也很广。在军事 上，它是水军作战的主力战舰，因此汉代水军统帅也有“楼船将军”之称。
以上所述汉代各类舟船，均见于文献记载，至今还没有发现遗存的实物。 但汉代的舟船模型在江陵、长沙、广州等地却时有发现，这为人们了解汉代 舟船的结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 1956 年广州西郊西汉墓中出土一具木 质船模，(34)此船模当为内河航行之舲船模型。（图 16）1955 年广州东汉墓 也出土一件陶制船模。(35)据估计，这种船长约 20 米左右，是一种中型内河 客货船。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不仅舟船的种类日益增多，而且各种行船设施也 日趋完善。
人类建造舟船，其目的不仅能浮于水面，顺流漂泊，而且要能按照人们 的意愿在水中航行。然而无论是逆水行舟，还是停船靠岸，都需要有驾驭船 只的推进工具。汉船的推进工具有：

篙 一种撑船工具。用篙支撑河底使船前进。因为篙与筏子同期出现， 所以说篙是时代最早、形制最简单的推进工具。为了便于用篙撑船，一般船 的船舷或船尾部都修建有撑篙用的走廊，这是我国船舶结构的独有特征。后 世，按篙钻形状和用途不同，篙又有挽篙、独钻、叉篙、钩篙和桡板篙之分。 桨 一种用人力推进舟船的木质工具。其出现时期几乎与篙相同或稍 晚。人手握桨柄，用桨板向后划水，通过水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只前进。桨在 汉代又叫楫、札、棹。《释名•释船》：“在旁拨水曰棹。棹，濯也，濯于 水中也，且言使舟棹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 使舟捷疾也。”最初多为短桨，随着船体的增大，干舷的增高，又出现了长 桨。桨越多，船行速度也越快。从出土的汉船模型看，当时已有用五桨、十
桨划的木船，最多还有用十六桨的。
橹 古代又称“樐”、“艣”，是一种效率较高，兼能控制航向的人力 推进工具。《释名•释船》：“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 它是在舵桨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摇”。舵桨的操作方式从
“划”变为鱼尾式的摇动，就形成了从桨到橹的质变。只要在橹手处施加不 大的力，就能产生较大的推力，所以效率大大高于桨。橹是中国在人力推进 工具上独具一格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造船业的贡献之一。
帆 又称篷。张挂在桅杆上的驶风装置。利用风对帆面的压力推船前 进。帆的出现大约在商代。至汉代，帆已普遍使用。
桅 又称桅杆、椳、樯。有帆必有桅。桅是竖立在船上用以挂帆驶风 的粗木杆。汉代已有此名称。《释名•释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 巍，高貌也。”
在航行中，避浅滩、绕礁石，准确地掌握和控制航行方向，是一件至关 重要的大事。小船上的篙或桨既是行船的动力，又可兼作定向工具。至汉代， 船体逐渐增大，推进工具与定向工具的分工也日益明确，出现了一种专司方 向的舵桨。1951 年在湖南长沙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和 1974 年在湖北江陵 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36)其尾部的舷边上均置有一长木桨，显然它已不 是作为划水之用，而是用于控制方向。在舵桨的基础上，继而又产生了通过 自身转动控制航向的工具——舵。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那只陶制船模，其船尾 就有一支舵，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古舵形象。舵不但见诸出土文物，文 献中也有记载。《释名•释船》：“其尾曰柁（即舵）。柁，拕也，在后见 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
为了使船能停泊于水中，人们又发明了靠泊工具——矴和锚。一般来讲， 先有矴、后有锚。矴，又写作碇，“系石为碇”（《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就是说用绳索缚石，沉于水底或掷于岸边，利用其重量以定船身。所以停船 也叫“下碇”，开船可称“启碇”。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其首部系有一 物，正视呈“十”字形，侧视为“■”形，已有后世多齿锚的特点。所以专 家称之为“石锚”。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锚。


四、造船技术的缓慢发展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这漫长的七百多年里，我国船舶事业 的发展虽然进入一个低潮期，但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缓慢地前进、发展， 在为我国造船史上第二个高峰的到来积聚着物质与技术的力量。这一时期的

船舶制造有两个方面值得提出来。
1.沙船的出现
沙船是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另三种是福船、广船、鸟船）。如 前所述，中国古船种类繁多，但如果仅从船体型制来看，它们大致又可归为 两大类：方头平底船型和尖首尖底船型。沙船就是前一类船型的代表。它是 在古代平底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船型。据专家考证，沙船始造于唐代的 崇明岛，“以出崇明沙而得名”。(37)其船型特征是：平底，方首方尾，尾 部出方艄，身长体宽而且扁。正由于沙船具有宽、大、扁、浅的特征，所以 它具有以下这些优点：其一，船形宽大，横摇角度小。首尾俱方，又增强了 抗纵摇的阻力。船身扁浅，使重心降低；上层舱房少，使受风面积减小，因 而不易倾覆。再加上船舷两侧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等安全设备，所 以沙船的稳定性居诸船型之首。在七级大风下，其它船型的船均要进港避风， 唯有沙船可以与狂风巨浪搏击，仍旧航行无阻。所以后世有人赞道：“诸船 唯此（沙船）最稳”（明《兵录》）。其二，因是平底，吃水浅，不易搁浅， 尤适宜在浅滩上行驶，“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清《日知 录集释》）。因此我国沿海的浅海水域广为使用沙船，特别是在江浙一带最 为流行。其三，吃水浅弥补了方头增加阻力这一缺陷，所以沙船航速较快， 驾驶起来轻便灵活。其四，船体宽大，可多置桅帆，充分利用风力。其适航 性强，不但顺风逆风可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正因为沙船具有这些 优点，所以产生以后，便很快为官方和民间广泛采用，不仅用作各式客、货 民用船，而且也充当各类军用战船，成为唐宋元明清各代内河、近海、远洋 船舶中的主要船型之一。沙船在唐代定型，宋朝称“防沙平底船”，元代名“平底船”，明嘉靖初年已通称“沙船”。元明时期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
（图 17）


2.设置水密舱
将船舱用隔舱板隔成数间，并予以密封，这种被隔开的舱称为水密舱。 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水密隔舱的建造始于宋代”。但江苏 扬州(38)和如皋(39)唐船的出土则纠正了这一说法。扬州唐船的船体用木板 隔成了五个大舱和若干小舱。如皋唐船则分九个舱。船舱和船底用铁钉钉牢， 缝间用石灰、桐油填塞。设置水密舱具有许多优越性：其一，在发生触礁的 意外事故中，即便有一、二个船舱破裂漏水，其他船舱也不致进水。这样船 仍有浮力，不会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大大增加了船舶航行的 安全保险系数。其二，隔舱板和船体紧密钉合，从横向支撑船体，增强了船 体的抗压能力。另外船上分舱，也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保管。正因为水密舱具 有这些优点，所以同时期的外国船只在触礁船体破裂的意外事故中，很快葬 身海底。而同样情况下，中国的海船却能够继续航行，安全返港维修。所以 说，水密舱的出现也是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的一大贡献。世界其他国家直到
18 世纪末，才吸收了我国这一先进技术，开始在船上设置水密舱。


五、宋元时期的海船


宋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海上交通最繁盛、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黄 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这脍炙人口的宋诗正是对当时海上贸易

盛况的真实写照。一条条通往海外各国的航线被称为“陶瓷之路”，成为中 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由于海上贸易成为当时政府的重要财政收 入，所以宋、元两朝鼓励海上贸易，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造船业和航海技术 的飞速发展，促使我国造船史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
宋元时期，无论是运输货物、商业贸易，还是旅客往来、官员赴任，凡 有水可通的地区，大都依靠船舶运载。如往来于长江的航船，每年可达二、 三十万艘，(40)在黄河中行驶的木船每年也超过 15000 只，(41)再加上航海 用船，因此这一时期对船只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代。为满足这种需要， 当时在各个靠湖傍河、临江依海的城市，如现在的开封、杭州、宁波、温州、 广州、泉州、苏州、扬州等地均设官办造船场，称船务或船坊。其制造能力， 以处州（浙江丽水县）的一所船务为例，一年内可承造 605 艘各类船只。又 据《宋史•食货志》载：宋太宗至道（995—997 年）时，“诸州岁造运船，…… 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南宋初，江淮四路年造船数可达 2700 余只。(42)元世 祖至元七年（1270 年），一次就造船 5000 艘。(43)可见当时造船数量之多 是非常惊人的。


宋元船舶有内河船与海船之分。内河船的形象从若干宋画中可见。以《清 明上河图》为例，画中绘有不同类型的客船、货船、漕船、游船等 20 余艘。 货船的形制为：圆短船形、平底，首尾稍狭，中部宽，甲板上建有屋棚。船 舷用木板交错钉成。整个船体遍布排钉。（图 18）桅、篷、舵、橹、锚、帆、 篙以及索具等行船设备一应齐备。舵为能升降的平衡舵，桅座呈人字形，根 据需要可以放倒或竖起。橹甚大，有 6 人摇的，有 8 人搬的，从橹手们那种 竭尽全力的神态看，船的载货量是相当大的。据载，当时已有载重万石以上 的货船，“万石船，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 以阶梯。非甚大风不行，钱载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画墁集》卷
8）。近年来在上海、天津、河北磁县(44)陆续发现了八条宋元内河木船实物， 其形制、部分设备及船体的联接工艺，均与文献记载以及画中宋船形象相符。 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中心为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泉州三地。海上 交通贸易的发达，必将促进海船制造业的发展。“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 舟通异域”，“海舟以福建为上”（《三朝北盟会编》第 176 卷上），福建 又以泉州制造的海船最有名。近年来，在泉州湾发现了不少造船遗址，并且 出土许多船桅、船板、船钉和索绳等造船材料。特别是 1974 年和 1982 年发 现了两只南宋海船，(45)进一步证明泉州是当时我国一个重要的海船制造基 地。（图 19）这两只海船之一出于泉州后诸港，现残长 24.20 米，残宽 9.15 米，深 1.92 米。全船用十二道隔板分为十三个水密舱。其排水量至少在 400 吨上下，载重量约在 200 吨以上。这只上部扁阔，两舷下削的尖底船一改沙 船的平底形制，可视为我国福船(46)早期船型实物之一。福船首尖尾方，首 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底尖上阔，呈“V”形，并有贯通首尾的龙骨，吃水深， 稳定性好，并且容易转舵改变航向，便于在狭窄或多礁石等水域较为复杂的 航道中航行。尖首尖底还利于破浪，受到的阻力小，航速快，并可抵御风浪 的冲击，尤其在开顶风船时，更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诚如宋人徐兢所说： 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宣和奉使高丽图 经》卷 34）福船的不足之处是不适于较浅的水域。《宋会要辑稿•食货》记 载，“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适造平底海船，而“福建、广南海道深阔”，适“造尖底海船”。


泉州出土的这只海船，如复原后全船总长可达 35 米左右，较宋代文献所 载，尚属小型海船。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34 描绘了宋朝出使高丽的 船队情况：船队由两艘“神舟”和 6 条“客舟”（载人的客船）组成。其中 每条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相当于载重 量 120 吨。而“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航行 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以至当它驶达高丽国的时候，引起“倾国耸观， 而欢呼嘉叹”。可见当时中国海船不仅以其性能优良、结构合理而领先于世 界，而且还以体积庞大，负载量多而著称。
宋元时河船与海船上的附属设备，较之前代又有改进，更为完善：
1.竹橐 宋元海船在中部两舷侧悬置竹梱，称竹橐。其作用是消浪和 减缓船只左右摇摆，以增强航行的稳定性。同时它也是吃水限度的标志。即
“水不得过橐，以衡轻重之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34）。
2.平衡舵 宋元大船都有大小两个主舵，舵可升降，根据水的深浅交 替使用。这种平衡舵的舵面呈扁阔状，以增大舵面面积，提高舵控制航向的 能力。且又因一部分舵面积分布在舵柱的前方，可以缩短舵压力中心对舵轴 的距离，减少转舵力矩，操纵更加灵便。
3.测深砣 即水砣，系有长绳供测深用的铅砣。宋元船上已装备，经 常测量水深，可防船只搁浅。另外，还可以用测深砣测知海底的情况，确定 船舶所处场所能否停泊，以及辨别船舶所处的方位。
4.导航设备 宋元时已开始使用仪器导航。“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 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朱彧《萍洲可谈》，引自《说库》第 19 册）“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宋吴自牧《梦粱录》卷 12）指南针 或磁罗经（针盘）是全天候的导航工具，海船使用之后，无论昼夜阴晴，都 能沿着正确的航向行驶。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导航标志，以指示船舶安 全进港。如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年）的泉州关锁塔，就是当时进 港的导航标志，而且沿用至今。
高超的造船技术，先进的导航设施，使宋元时期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遥遥 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 巨大改革”，它把“原始航海时代推到终点，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李 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六、造船业在明代的发展


明代造船工厂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 史新水平，从而形成了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三次高峰。其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工 厂有三个：江苏龙江、淮南清江和山东的北清河船厂。龙江船厂于洪武初年
（1380 年左右）建于南京下关三叉河。该厂主要建造大、小黄船，战巡船， 战座船等二十余种船舶，特别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年产量超过二百艘。 郑和下西洋所乘之大■宝船就是由该厂承造的。清江船厂专造漕运船舶，有
4 所总厂，82 处分厂，3000 多工匠。据《漕船志》统计，自弘治三年至嘉靖 二十三年（1490—1544 年），前后 54 年间，共造船 28534 艘，平均每年约 造 519 艘。一个船厂尚且如此，那全国所造船只将有多少？据《明会要•食

货四》记载，永乐十年（1412 年），为扩大漕粮运输，一次所造漕船就多达
2000 余艘。能够如此大规模地造船，可见明代造船实力之雄厚，技术之高超， 非前代所能比拟。最能反映明代造船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当属郑和所乘坐的 宝船。郑和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个太监，明成祖组织船队下西洋时，授予他 总兵的职务。从 1405 年到 1433 年近 30 年中，他奉命统率船队先后 7 次远航 西洋，出使亚非 30 多个国家，写下了人类大规模远洋航行的壮丽篇章。他所 乘坐的船名宝船，即“西洋取宝之船”之意（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据推测，郑和每次出洋的船舶数量当在一百艘以上，其中大型宝船在 40 多艘 到 60 多艘之间，另外还有马船（运输船）、粮船（运粮船）、坐船（运兵船）、 战船等大小辅助船只。由这些大小船只组成的船队，共载运 27000 多人。大 型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约合 150 米），阔一十八丈（约合 60 米），中船 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郑和家谱•下西洋船舶条》）。宝船的船型， 属于沙船型，“张十二帆”（费信《星槎胜览•占城国》）。船上的篷帆锚 舵之大，“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1957 年在 南京明宝船厂故址出土的宝船舵杆长达 10.07 米，足有三、四层楼高，为铁 和木制成。舵板高度估计在 6.35 米左右，宽约 7.04 米，面积约为 42.5 平方 米。如此巨舵，要靠绞车来操纵它的升降。这种绞车在南京也有发现，出土 的绞关（绞车）木残长 2.21 米，620 毫米见方，上面还保留着四个安装车关 棒的孔。车身装上车关棒，转动车关棒即可升降舵了。绞车还可用于起锚和 挂帆等。锚应是四爪大铁锚。明《天工开物•锚》：“战船、海船，有（锚） 重千钧者。”一钧约合 30 斤，千钧就是 3 万斤，一般海船尚且使用重万斤以 上的大锚，那么宝船上用锚之巨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正是因为有这样巨大而 性能优良的船舶，再加上高超的航行技术，才使郑和“舟行巨浪若游龙”（马 欢《纪行诗》），每次都能安全返航。

当然，有关郑和下西洋时所乘宝船的 大小尺度、船型结构以及数量等问题，目前还有许多争议，专家们的意见也 不一致，这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明代造船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船舶的种类也很多。运输船有大小 黄船、快船、江汉课船、八橹船、满篷梢、摆子船、三吴浪船、西安船、清 流船、梢篷船、黑楼船、盐船、乌艚、红单船等等；海船有蜑船、遮洋船、 封舟等等；战船有战座船、巡座船、哨船、开浪船、火轮神舟、鹰船、三板 巡船、连环舟、子母舟、两头船、大福船、苍船、艟■、单撇船、白艚、唬 船等等。如此种类众多的船舶，其船型除沙船和福船船型以外，还有广船与 鸟船船型。广船船型的特点是：首尖体长，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吃水较深， 利于破浪。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远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因 始创于广东而得名，是我国明代南海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船型。鸟船“头小 身肥，船身长直；除设桅、篷（帆）外，两侧有橹二只，有风扬帆，无风摇 橹，行驶灵活，而且篷长橹快，船行水上，有如飞鸟”（清《浙江海运全案》）。 自明代起，浙、闽、粤沿海的小型海船多采用鸟船船型，以求速快。至此， 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全部出现并定型。尽管明清两代，我国的木船种类达 千种之多，但就船型来讲，基本上都属于沙船、福船、广船和鸟船这四大类。 在明代种类众多的海船中，尤以大福船最负盛名。据《明史•兵志》载：
大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舵楼三重；中部为四层，下层装土 石压舱，二层为水兵住舱，三层为操帆及餐事场所，中置水柜，左右开六门。 上层为露台，作战时居高临下发射火器矢石。船首结构甚坚，可撞击敌船，

它是明代的主要战舰。但由于船体高大，吃水又深，只能顺风顺潮航行，不 能靠岸停泊，因此作战时须有其它战船配合。戚继光抗倭，大福船便是其主 力战船，台州一役“福船大胜小，广船坚胜脆”（李盘《金汤借箸》），一 举荡平了倭寇大本营——横屿（今福建宁德城外海中）。戚继光曾赞曰：“福 船乘风而下，如车辗螳螂”。
明末和清代，统治者多次实行海禁政策，使我国原有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水平急速下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内河与沿海航权落入外人手中，更使 中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一蹶不振，到解放前夕已处于奄奄一息的凋败状况。
（孙机 张正涛）

注释
(1)《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2)宋兆麟等著《中国原始社会史》。
(3)史四维《木轮形式和作用的演变》，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中 国科技史探索》。
(4)《说文解字•车部》：“有辐曰轮，无辐曰辁”。
(5)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 年第 6 期。
(6)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 年 第 7 期。
(7)淮阳马鞍冢车马坑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资料待刊。
(8)《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5 期。
(9)孙机《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3 卷 1984 年第 2 期。
(10)《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3 期。
(1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
(12)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 年第 5 期。
(13)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 年第 6 期。
(14)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 年第 6 期。
(1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 年出版。
(16)（一）《太原市南郊清理北齐墓一座》，《文物》1963 年第 6 期。
（二）《南京象山 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 第 11 期。（三）《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 年第 6 期。
(17)《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文物》1987 年第 9 期。
(18)《长沙两晋南朝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
(19)《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考古》1977 年第 2 期。
(20)《唐代的马具与马饰》，《文物》1981 年第 10 期。
(21)《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22)《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11 期。
(23)《江苏溧阳竹篑北宋李彬夫妇墓》，《文物》1980 年第 5 期。
(24)《上海市卢湾区明潘氏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8 期。
(25)《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
(26)干舷：一般是指船边在水面以上的距离。
(27)《江苏武进县出土汉代木船》，《考古》1982 年第 4 期。
(28)《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 第 1 期。
(29)《越绝书•逸文》：“大翼者当陵（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 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舡者当 陵军之轻足骠骑也。”
(30)《越绝书》卷 2。
(31)1935 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 2 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鉴，1965 年四川 成都百花潭出土的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壶以及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的1 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壶上，都錾刻或嵌错有水陆攻战图纹饰。
(32)《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 年第 4 期。
(33)《广州汉墓》第 5 章，文物出版社出版。
(34)《广州汉墓》第 3 章，文物出版社出版。
(35)《广州汉墓》第 6 章，文物出版社出版。
(36)《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出版。《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 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6 期。
(37)清乾隆《崇明县志》。沙船最早在这里制造，因而得名。
(38)《扬州施桥发现了古代木船》，《文物》1961 年第 6 期。
(39)《如皋发现的唐代木船》，《文物》1974 年第 5 期。
(40)《马可•波罗行记•新州城》。
(41)《马可•波罗行记•西州城》。
(42)《宋会要辑稿•食货》卷 145。
(43)《元史•世祖四》。
(44)（一）《嘉定封浜宋船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2 期。（二）
《天津静海元蒙口宋船的发掘》，《文物》1983 年第 7 期。（三）
《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木船发掘简报》，《考古》1978 年第 6 期。
(45)《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10 期。
(46)福船：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始为福建沿海建造，故名。其 船体形制为尖首尖底，是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 一种船型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29:40

第十章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

第一节中国古代兵器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石器时代的兵器

第三节青铜时代的兵器

第四节铁器时代的兵器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兵器的起源和发展


一、中国古代兵器的起源


兵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渔猎工具，以后在人类相互残杀的战争中，成为 伤害对方的特制器械。在史前阶段，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落之间，出于争夺 生存空间、获取祭神的牺牲品，乃至血族仇杀等等原因，不断发生争斗，导 致人们的相互残杀，于是各种带锋刃的生产工具，就被用来伤害对方。随着 私有制的萌发，原始社会趋于解体，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不同部落联盟之间剧 烈而残酷的原始战争，其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古史传说中的“涿鹿之战”， 以黄帝为首的北方部落联盟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在华夏族形 成的道路上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传说在涿鹿之战前发生过共工与蚩尤的大 战，其后又爆发了黄帝与炎帝的战争。带锋刃的生产工具已无法满足频繁而 惨烈的原始战争的需要，专用于杀人的作战兵器开始创制出来。因此在古史 传说中常把多种兵器的发明归功于黄帝和他的臣子们，也有把发明兵器的荣 誉归功于失败英雄蚩尤的传说，在汉代的画像石中还常能看到两手和双足都 持有兵器，连头上都顶着兵器的蚩尤画像。这些都表明，那时正处于杀人兵 器最终与一般带锋刃的生产工具分离的关键时刻。原始社会最终为阶级社会 所取代，使这一分离转化的过程宣告结束，专用于作战的兵器同战争——这 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一起降临人间。


二、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兵器，指从史前时期兵器出现时，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即清王 朝的闭关政策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被帝国主义列强打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会为止，装备中国古代军队、用于实战的各类兵器。以火药开始用 于制造兵器为分野，可分为两大阶段。北宋初编成的《武经总要》，是明确 记载了火药兵器的最早史籍，因此北宋正是前后两个大阶段的转折期，从史 前直到北宋是使用冷兵器阶段，在其以后是火药兵器和冷兵器并用的阶段。
1.冷兵器阶段
在使用冷兵器的阶段中，又可以依据主要兵器的质地和工艺特点，区分 为三个连续发展的较小的阶段，即石器时代的兵器、青铜时代的兵器和铁器 时代的兵器。
石器时代实际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与探讨兵器起源相联系，是冷兵 器的萌发阶段或原始阶段。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是磨制石器，因此原始兵器 也以磨制的石兵器为其代表，特别是钺和镞，但大量使用的还是由木、骨乃 至蚌、角制造的兵器。至于防护装具，更以藤、木、皮革为主。当时所处的 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
青铜时代是冷兵器的发展阶段。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是青铜冶铸技术，因 此最精锐的兵器以青铜质料的为代表，主要是青铜戈、矛、钺、镞，也发现 有以青铜铸造的防护装具。这时还使用着大量石、骨制造的兵器，防护装具

则主要是皮质的甲胄。当时社会处于奴隶制时期，即夏商周三代，下限可延 至战国。青铜兵器经历了发生、发展、成熟和衰落四期：发生期约当夏至早 商；发展期约当商代；成熟期约当西周至春秋；衰落期约始于战国，那时钢 铁兵器已较多地出现于战争场合。
铁器时代是冷兵器的成熟阶段，最先进的工艺转为钢铁的冶炼，于是钢 铁兵器逐渐代替了青铜兵器，连防护装具也以钢铁制造的为主。当时社会已 进入封建制时期，自战国秦汉直到北宋，钢铁兵器的发展可以区分为四期： 发生期约当战国至秦汉；发展期约当三国两晋至南北朝；成熟期约当隋唐； 衰落期约当北宋，那时火药兵器已出现在军队的兵器装备之中。
2.火药兵器和冷兵器并用的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明初大规模将金属管状射击火器用于实 战为分野。
火器和冷兵器并用阶段的前期，又可分为三个连续发展的小期：火药用 于制作兵器，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末年，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后期。这时元末明 初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制造技术逐渐落后于西方，以至 到明代中叶不得不从舶来品中汲取技术，仿制西方的火器，出现了主要靠引 进的技术发展火器的局面。

第二节 石器时代的兵器


一、生产工具向兵器的转化


原始社会末期，有关带锋刃的生产工具向杀人兵器转化的具体时间，至 今尚难寻得确切的答案，但是在考古发掘中已获得一些有关的新线索。
在对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在宝鸡 北首岭的“仰韶文化”墓葬中，有一座墓（77M17）中埋葬一缺头的成年男子， 双膝间随葬成束的骨镞，表明他生前为武士。在头颅位置处放一件带黑彩符 号的双耳尖底陶器，下面原来衬垫着皮毛和木板，用以代替失去的人头。在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发现过随葬品较丰富但没有尸骨的空墓， 如大汶口 24 号墓中，相当腰部处放有石斧、獐牙和角坠，相当于头部附近放 有石笄和多件陶器等，但缺少尸骨。同样情况的还有 54 号墓和 60 号墓等。 据推测，上述墓葬，所以缺失头颅和尸骨，无法埋入墓中，是由于氏族间武 装争斗中失陷于敌方的缘故。这些墓葬，正反映出史前氏族间的争斗、仇杀、 猎取祭神牺牲等社会现象，而在这些出现杀人情况的争斗中，带锋刃的工具 已成为杀人兵器。
另一些墓例，可以更清楚地窥探到杀人兵器出现的线索。在距今约 5600 年的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过一座墓葬（M316），死者为中年男性，左 手握骨匕，左肱骨下置石斧，可能生前为氏族中的武士。一枚三角形骨镞嵌 入他的左股骨，深达 2.7 厘米，当是射中后折断在体内的。新石器时代尸骨 上嵌有箭镞的例子，还见于山西绛县，那是头部中箭，石镞射入鼻骨。又在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也发现被石镞射中的尸骨。该遗址距今 3200 年左右，当 时中原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但边远的云南地区还停留在石器时代阶段。遗 址中有八座墓（M3、4、7—11、17）埋葬死者，经鉴定多属青壮年男女，都 曾遭乱箭射中，有的呈被捆绑状，中箭的部位主要在胸部或腹部。其中一个 青年男子（M3）胸、腹遗有十余枚石镞，头部的右颧骨和下体的尾椎骨上各 有一枚石镞射入骨质内，说明他死于乱箭攒射。这些死者，很可能是氏族间 争斗或仇杀中被处死的俘虏。上述的例子，证实了弓箭已被用为杀人兵器。


二、石器时代兵器的类型 在史前时期，弓箭和石斧（或锛）是男子狩猎和劳动最有用的器物，分 别具有远射和利刃劈砍的功能，自然在氏族间的争斗中也会发挥同样的功
能，它们正是最早从工具转化为兵器的。弓箭的发明，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
2.8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山西峙峪遗址已发现有当时的石镞，是由 薄燧石长石片加工制成的一枚长 2.8 厘米的箭镞。进入新石器时代，箭镞的 质料常选用石头、兽骨或蚌壳，经精工磨制而成，形状有棒形、叶形、三角 形等多种，有些还有茎和逆刺，增强了镞与箭杆结合的牢度和杀伤性能。在 斧钺类中，在山东和江南等地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常见一种穿孔石斧，形体 较一般石斧薄得多，刃呈半圆形，弧度很大，有的上端作成双肩，因此可以 称为“钺”。它们不适于砍伐林木或用于农耕，应该是专门制造的兵器。在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出土的石钺中，有一件还留有涂饰红彩的木 柄痕迹，可以看出钺体横置、垂直装柄。再参考山东莒县凌阳河灰陶缸上的

石钺图像和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陶质模型，可以看出钺柄并不很长，大 约相当于钺宽的四倍左右，是适于单手挥舞的兵器。石钺中较为突出的制品， 是广东曲江“石峡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形体较大，质料多为透闪岩，长身 亚腰，斜弧形刃，往往放置于尸骨之上。这种石钺出土于有丰富随葬品的大 型墓中，应是社会中出现等级以后，属于身份较高的人物持有的兵器。前面 讲到的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柄涂红彩的石钺，同样是那一墓地中 属于身份较高的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看来这种兵器当时已有标示持有者身份 的意义。特别是浙江余杭县大反山出土的一柄“良渚文化”的玉钺，制工精 美，还附有装饰钺柄头、尾的端饰，很可能是氏族军事首长标示身份的特殊 兵器。
除了镞和钺以外，新石器时代可用作兵器的，还有骨矛或石矛、石匕首 和嵌有石刃的骨柄匕首、带齿刃的石锤（多头石斧）、石戈、“飞石索”投 掷的石球等等。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工具转化而成的兵器，已经初步形成 了构成进攻性兵器的几个主要类型：
远射兵器：装有石、骨、蚌镞的弓箭，以及用“飞石索”投掷的石球（或 陶球）。
格斗兵器：大木棒，石制的锤、矛、戈、钺等（也用兽骨等制作），分 别具有锤砸、扎刺、劈砍、钩啄等功能。
卫体兵器：石、骨制的匕首，或嵌有石刃的骨匕首。 为了抗御进攻性兵器的伤害，保全自己，史前的武士创制了以藤木或皮
革等制作的原始的防护装具，主要是盾牌和原始的甲胄。由于这些质料的物 品难于保存，只能依据民族学的资料加以辨识。典型的例子如台湾兰屿耶美 人的藤盾牌和藤编的甲、胄，还有云南僳僳族的整片牛皮制成的形制原始的 皮甲和驴皮头盔，西藏珞巴人的皮甲等物。

第三节 青铜时代的兵器


一、青铜兵器的出现


在人们步入青铜时代门槛以前，对金属铜已有初步的认识，现在已经在 甘肃、山东等地发现过“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及“齐家文化”的一 些小件铜器，有锥、小刀等物。经检验，其中有红铜、黄铜及青铜，但工艺 技术还很差。其中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含锡 6～10％），是 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物，约当公元前 3000 年。但是少量的小件铜工 具的出现，并不足以改变生产工具的基本面貌，它们更不足以作为战斗的兵 器。
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技术较成熟的青铜器，是距今 3200 年前的“二里头 文化”的产品。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已发掘到化铜炉的残壁、铜渣和 铸造铜器用的陶范残片，表明那里曾存在过冶铸青铜器的作坊，也反映出当 时青铜冶铸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同时还从遗址和墓葬中获得了不少青铜 制品，出土的器物中有饮酒用的青铜爵，还有小型工具、装饰品和铜铃等。 这些充分表明“二里头文化”时，中国已迈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在出土的 青铜器中，也出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青铜兵器。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兵器，已发现有远射兵器弓箭使用的青铜箭镞， 以及格斗兵器中的青铜戈和青铜戚（斧的一种）。由于它们的铸造技术已具 有相当水平，戈和戚的形制极为规整，特征明显，说明它们决非初创的第一 代青铜兵器，因此推知青铜兵器开始出现的时间还应该更早。目前考古学界 对“二里头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夏代的关系还有争论。虽然关于“二里头 文化”的文化性质问题讨论尚在进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历史步入青铜时代应在商代以前，至迟在古史传说中的夏朝，即一直被 认为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古史记载夏朝“以铜为兵”，正反 映出当时是中国古代开始使用青铜兵器的时期。


二、青铜兵器的发展


中国历史进入商代，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 模的军事力量。为了装备日益扩大的军队，商王朝必需努力增加青铜兵器的 产量，提高质量，并不断改进它们的战斗效能。商代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是 青铜兵器得以发展的基础。当时的青铜冶铸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 铸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以纯铜、锡和铅按比例冶铸青铜的较高水平。铸造青 铜器的作坊也具有较大的规模，如郑州南关外的商代中期炼铜遗址，面积已 达 1000 多平方米。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小屯东南的铸铜遗址，推测面积至少 在 1 万平方米以上，已出土数以千计的各类陶范和大量坩锅残片等。这些充 分表明当时已能大量生产优质的青铜制品。仅以殷墟的妇好墓一墓为例，即 出土各种青铜器四百六十余件，总重量估计超过 1625 千克以上。正是基于商 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发达和生产的规模，大量生产精锐的青铜兵器才具有坚实 的物质基础。同时，商王朝对内镇压和对外征伐，更日益要求得到更多和更 锐利的青铜兵器去装备军队，促使青铜兵器的生产日趋扩大。这样就使青铜 时代的兵器进入发展期，与青铜兵器开始出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

商代晚期的青铜兵器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器类齐全，形成包括远射、格斗、 卫体等进攻性兵器与防护装具的完备的组合。仅以安阳侯家庄 1004 号殷代王 陵的墓道中发现的青铜兵器和防护装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出土铜矛 730 件、铜戈 72 件，以及不少于 141 件铜胄，按各类铜兵器的平均重量估算，总 重量接近 1/3 吨，同时还有以皮、木等材料制作的甲和盾等，应是属于守卫 殷王的部队的部分装备。
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兵器进入成熟期，质量和产量都有较大提高，同 时还总结出适合于不同器类和不同兵器的含金比例配方，在春秋时期成书的
《考工记》中对此有较详尽的记录。制造兵器的含金比例配方，见于《考工 记》中的“六齐”，其中四项即“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 齐”、“斧斤之齐”，都与兵器的制造有关。统一规范的配方比例标准的出 现，保证了兵器生产质量的稳定性。在产量和质量日益提高的基础上，青铜 兵器的性能和品种也出现新的变化，创制了新型的兵器，例如强力的远射兵 器弩，以及格斗兵器中的刺（矛）、体（戈）联装的戟和剑。对传统兵器镞、 戈、矛等的外形也都有改进，提高了杀敌效能，使兵器的组合更切合实战需 要。在《考工记》中还详尽地记录了不同兵器的选材、技术要领和各部位的 具体比例关系，使兵器制造日趋规范化和制度化。兵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有利于军队的组训和战术动作的提高，也促进了军事科学的发展。

到战国时期，青铜兵器的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以满足连年战争的需要。 各国都设立了专门生产兵器的官营作坊，在成批生产的兵器上铸刻了制造机 构、监造官吏及工匠姓名，器形也更趋规范化。在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 中就曾出土有大量铭刻着制造机构、官吏及工匠姓名的青铜兵器。同时青铜 兵器的制作工艺也有新的提高，特别是对青铜合金成分配制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例如能生产出脊部和刃部分铸而成的复合剑，脊部所用材料含锡较低， 因此较坚韧不易折断，而两侧的刃部所用材料含锡较高，以保持性刚而锋利， 二者结合而使剑体既坚韧抗折又刃口锋利，具有较完全的性能。陕西咸阳秦 始皇陵侧陶俑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表明，当时还大量使用青铜兵器，而 且制造技术更加精良，出土的青铜剑长度超过 90 厘米，比以前的青铜剑长得 多，表面还经防腐处理，至今不锈，仍然锋利异常。不过，青铜兵器发展到 高峰，它已经笼罩了衰落的阴影。因为钢铁冶锻工艺在春秋晚期已开始出现， 并从出现之始即已试用于兵器的制造。钢铁兵器的使用大约开始于战国晚 期，标志着青铜兵器无可挽回的衰落命运自此开始。


三、青铜兵器的类型


青铜兵器可以分为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两大类型。进攻性兵器中，又 可分为远射、格斗和卫体三种。
1.进攻性兵器
（1）远射兵器
弓箭 弓由有弹性的弓臂和有韧性的弓弦构成，张弓拉弦，迫使弓臂改变 形状，将能量储存进去。松弦时使已积聚的能量在瞬间猛然释放，就把扣在 弦上的箭或弹丸有力地弹射到远方。传说殷周时期已使用了复合弓。据《考 工记》记载，弓以“干、角、筋、胶、丝、漆”等“六材”制成。使用的箭 多装有青铜镞，商和西周主要使用的是扁平的有脊双翼式镞，其中间是凸起

的脊，两侧是薄刃，前聚成锐利的前锋，向后扩展，全镞呈三角形，两刃末 端形成倒刺，使镞射入人体不易拔出，增大创伤面积。（图 1）春秋时期开 始使用新式的锥体三棱铜镞，增强了箭的穿透能力，又由于锥体周围匀称地 凸起三个侧刃，加大了创伤面，使弓箭的杀伤效能有所提高。这种铜镞流行 于战国直至汉代，并常在镞后装有较长的铁铤，再插合于箭杆之中。


弩 装有张弦机构（弩臂和弩机），可以延时发射的弓。在木制的弩 臂前端横装弩弓，后端安装机括，弦张开后先管在机括上，形成准备完毕的 待机发射态势，可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扳动机括即可释弦放箭。因此既可从容 瞄准以提高命中率，还可以形成多弩齐射突发而威猛的袭击。此外，射手还 可借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动力，如足踏、腰引等张弦，从而达到比弓更远的射 程。从春秋开始，弩上安装了青铜铸制的弩机，使它正式成为在战争中起决 定作用的兵器。春秋战国时的弩机，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望山（瞄准器）、 悬刀（扳机）和牛（钩心），用两个铜枢（键、栓塞）结合在一起，然后装 在木弩臂后端的槽中。战国末年，为了增强弩力，开始在弩机外加装铜廓， 然后再装嵌入木弩臂中，但这种改革到汉代才普遍使用。弩箭的长度一般短 于弓箭的箭长，同样装有青铜的箭镞，都是锥体三棱形的样式。在湖南的楚 墓中，曾发现过保存较完好的木弩臂和铜弩机，以及弩箭上的铜镞。
（2）格斗兵器 青铜制造的格斗兵器，主要有戈、矛、戟、殳、钺等，都安装有较长的
木质或竹质的柄，春秋战国时期更使用了复合材料制造的柄，常以木为芯， 外围以竹蔑一周，有时多达十八根，再用丝线紧缠，最后髹漆封固，使得坚 韧美观耐用，称为“积竹柄”。春秋时代以后，手握短柄的青铜剑日益发展， 成为重要的近距格斗兵器。此外，也有一些使用较少而具有时代特征的异形 青铜兵器，如西周时的背上附有多个銎孔以装长柄的青铜刀、星状的青铜锤 状器等，都极为少见，使用也不普遍，不是军队中必备的主要兵器。
戈 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由长柲（柄）和横装的戈头组成， 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它可能由镰刀类工具演化而成，是商周时期几 乎每个战士必备的兵器，因此凡与战争有关的象形文字，大都绘有戈的图像， 至今汉字“武”、“战”等字仍从“戈”旁，即起源于此。最早的铜戈出现 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形体较直，具有前面的尖“锋”和戈“援”上下的 利“刃”，援后有用于安柄的“内”。商代以后，为了使戈头和柲结合得更 牢固，以避免战斗进行中戈头脱落的缺点，不断改进戈内的形状，并在援和 内之间设“阑”，并增加了由下刃弧伸的“胡”，并在内和阑侧增设“穿” 孔。西周以后，为了加强勾击效能，戈头与柲由垂直相交，逐渐加大角度， 改成大于 90°的钝角。春秋到战国时期，不断加长胡的长度和上面穿的数 量，以更牢靠地缚扎在柲上。由于戈所装备的兵种不同，柲的长度也有变化， 用于车战的戈柲可长达 3 米以上，用于步战的仅长 140 厘米左右，以利于一 手执戈、一手持盾进行短兵相接的格斗。直到战国时期，戈还与剑、弩、盾 一起组成步兵的标准兵器组合（见于《荀子•议兵篇》）。

矛商代已普遍使用装有青铜矛头的长矛，它用在战斗中仅次于铜 戈，是重要的格斗兵器。商、西周时期的青铜矛，一般是有中脊，两侧是扁 平宽阔的矛叶，两侧有刃，前聚成尖锋。春秋以后，矛叶渐窄，更加锐利。 戟 是由戈与矛结合在一起而发展成的新型兵器。商代已出现过把戈

和矛用柲联装在一起的武器，构成戟的雏形，但极罕见。西周时期使用戟体 与刺合铸在一起，整体呈十字形状的青铜戟，但因铸造困难，而且本身易于 残损，因而使用不够普遍。春秋以后，改用把刺（矛）和戟体（戈）分别铸 制，然后用柲联装而成的戟，解决了铸造方面的困难，又具有戈、矛两种兵 器的优点，因此大量用于战争中，成为主要格斗兵器。（图 2）还出现有在 柲上自上而下联装二至三重戟体的“多果戟”，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 有戟柲完整的多果戟实物。
殳 用于撞击的长柄兵器，又称“杸”。在长柄顶端安装青铜铸制的 殳首，一般是平顶或有棱角的圆套筒状。也有的殳前制成矛尖形状，下面带 有旁伸尖刺的圆球状物，可以扎刺或锤击敌人。
钺 两角上翘，具有弧形阔刃的大斧，由石器时代的石钺演变而成。 形体巨大的青铜钺上常铸有狰狞的图案花纹以及铭文，常常是军中统帅权威 的象征物。例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型青铜钺，刃宽达 37.3—38.5 厘米，重达 8.5—9 千克，铸有“妇好”铭文。妇好是殷王武丁的配偶之一， 生前多次领兵出征，是当时著名的女统帅，这两件大钺正是她的权威的象征。 象形文字中的王字，就是钺的形状“■”，正是来源于王权的象征。实战使 用的钺，形体较小，适合于战士挥舞劈砍战斗。


剑 是以刺为主、直体尖锋、短柄的兵器，体侧有刃，也用于劈击。 出现于西周时期，形体短而全形呈柳叶状，当时只能作卫体兵器用。（图 3） 春秋时期青铜剑有了较大发展，剑体增长，特别在江南的吴越地区的水战和 步战中日益发挥作用。制造工艺日益精良，出现了长度超过 50 厘米的青铜 剑，以在湖北江陵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最为名贵，剑长 55.7 厘米，锋刃锐利， 遍体满布菱形的暗纹，衬出八个错金的鸟篆体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鐱”， 鸠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终于灭吴的越王勾践。
（3）卫体兵器 主要是青铜制作的匕首、短刀和短剑，它们不适用于在正式的战争中格
斗厮杀，仅能用于在特殊危急情况下，护卫自己。商代常见一些柄端作成马 头或其他兽首的短刀以及铃首的短剑。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中，有长度仅 20 厘米到 30 厘米的短剑，以及形状特殊的匕首。
2.防护装具 青铜时代的防护装具，主要有甲胄及盾牌。


（1）甲胄 在殷墟发掘中，发现有青铜铸造的胄以及皮甲的残迹。青铜胄的数量较
多，集中出土于侯家庄 1004 号大墓中，胄上饰有牛、虎形图案等纹饰，顶上 竖有装胄缨的铜管。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胄也有发现，在沣西的西周墓里 也发现过少量青铜甲片。在各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常发现有髹漆的 皮质甲胄，都是先将皮革裁制成甲片以后，再编联而成的，表明当时主要使 用的是皮甲胄，在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皮甲胄，已经复原，一顶皮胄一般 由不同型式的十八片皮甲片编成，一领皮甲由不同形式的一百八十三片皮甲 片编成，具有甲身、甲裙和甲袖三部分，都用丝带子编联，外表髹黑漆。
（2）盾牌 商周时期多使用呈长方形的大型盾牌，以皮革、木材制作，表面髹漆彩

绘，又常在盾面上装有青铜的盾饰，有的盾饰呈现狰狞的人面形象。


四、青铜兵器与车战


在青铜时代，从商代晚期开始，大量使用以马拖驾的木质战车。在安阳 殷墟的历次发掘中，发现不少商代晚期的埋有马匹和车辆的车马坑，所埋的 车都是木制的，为单辕、双轮、方舆（车箱）、长毂的形制，在辕的前端横 置木衡，然后在衡上左右对称地缚上呈“人”字形的“轭”，用以驾马。发 掘情况明确的车子，都是前驾两匹马，过去报导的也有个别称前驾四马的例 子。在有的木车上装备有兵器，说明是用于作战的车辆。因此当时的青铜兵 器，主要是在战车上使用的。战车上的战士一般是三个，一人御车，另外两 人作战，其分工一般是左侧的以射为主，右侧的以格斗为主。他们装备的兵 器，进攻性兵器中包括远射兵器弓箭，格斗兵器戈和矛以及钺和大刀，卫体 兵器青铜兽首短刀和铃首短剑等。防护装具，主要是青铜胄、皮甲，以及大 型盾牌。
西周以后，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木车大致仍沿袭着商代的传 统，但前面拖驾战车的辕马增至四匹。到春秋时期，这种驷马战车是军队的 主力兵种，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和规模不断扩大，车战的规模也日益扩大， 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总数，从几百乘扩大到上千乘，随车徒兵的人数也由一 乘几人增到几十人。车战的发展促进了车战兵器的发展。首先是战车的制造 更为精美，轨宽减小，车辕缩短，轮辐增多。还在车上增加防护措施，如在 车舆四周加钉由大型青铜甲片组成的护甲；或在车軎顶端增置矛状长刺，用 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方徒兵。同时，用于车战的兵器组合更加完备。据《考 工记》记载，车战用的一组格斗兵器包括戈、殳、戟、夷矛和酋矛五种，它 们的柄长由短递增，插载在战车上，可随情况不同而选取其中的一种进行格 斗。从考古发掘的实际出土物观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兵器 最为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有青铜的戈、戟和矛，还有带尖锋和 刺球的殳，装有多戟体的“三果戟”，并普遍采用“积竹”柲，长度多超过
3 米，以适宜于两车交错时与敌人格斗。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 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达到了中国古代车战兵器最成熟的阶段。 直到秦代，还可以从秦始皇陵侧陶俑坑中，看到驷马木制战车的原尺寸模型， 以及车上站立的三个模拟真人的披铠陶俑。这些战车仍然在队列中占有重要 位置，而且俑坑中还有大量制造精细的青铜兵器。这大约是在古老的战车和 车战用青铜兵器改革以前，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迹了，因为那时更新的金属 材料——钢铁制造的兵器已出现了，这预示着冷兵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节 铁器时代的兵器


一、钢铁兵器的出现


早在商代，人们已经懂得利用天然的陨铁，经锻造后用于制作兵器的刃 部。例如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就曾发现一件青铜钺，以锻成薄 片的陨铁作刃，浇铸成一体。至于真正懂得以人工冶炼的铁来制造兵器，是 迟到春秋时代晚期的事。通过对目前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中国早期铁器资料 的科学检验和分析，表明中国的冶铁技术在春秋末期（即公元前六世纪末叶） 有很大突破，可以用低温固体还原法或块炼铁法炼成“块炼铁”，并可利用 它再渗碳锻造成钢。同时从春秋末叶起，生铁在中国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到战国中晚期，中国已进入大规模用铁时期。铁的冶炼和使用，标志着新的 生产力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发展，中国历史进入了铁器时代。
钢铁冶锻工艺在春秋时一开始出现，人们就将这种金属材料，用于军事 目的，尝试着用它来制造兵器。在甘肃灵台景字坪和湖南长沙，都发现了这 一时期的钢剑，前者是嵌在铜柄中的，钢刃残片长仅 9 厘米；后者附有铜剑 格，全长也只有 38.4 厘米，尚难以作为主要格斗兵器。经鉴定，长沙钢剑所 用的钢是含碳量 0.5％左右的中碳钢，金相组织比较均匀，可能进行过热处 理。据推测，这两件钢剑都是从固态还原的铁，再渗碳锻造而成。不过那时 的钢铁兵器，尚属个别尝试的制作品，并没有在战争中起任何作用，但已呈 现出冷兵器材质改革的新的曙光。
战国时期，人们已进一步掌握了块炼铁固态渗碳制钢的方法，并用于研 制兵器，于是钢质的矛、戟和剑等兵器才较多地出现于战争场合。在考古发 掘中，在燕和楚两国的疆域之内，都出土过较多的钢铁兵器，特别是在河北 易县燕下都遗址的一座丛葬墓（44 号）内，有二十二个战死的士卒尸体和许 多兵器。出土的兵器以钢铁质料的为主，有剑十五件、矛十九件、戟十二件， 小刀一件和匕首四件，还有十一件装在矛、戟等长柲尾后的铁鐏。至于青铜 兵器，只有戈、剑、弩机各一件，和十九件带有铁铤的三棱铜镞。墓中还出 土一顶以铁甲片编成的兜鍪。这一发现，雄辩地表明了战国晚期燕地钢铁兵 器发展的规模。经过检验，剑、矛、戟中确有以块炼铁渗碳的低碳钢制作的， 有的还经过淬火，以增强刃部的硬度。另一些是以块锻铁直接锻成的铁制品。 此外，在古代文献中，还有三晋地区当时也制作铁兵器的记载。这些都表明 战国末年，已有较多的钢铁兵器用于装备军队并用于实战，不过它还不可能 取代青铜兵器，还有待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因 此青铜兵器还在继续大量制造并作为军队的主要装备。不过，钢铁兵器的应 用已经标志着青铜兵器衰落的命运是无可挽回的了，它们将被钢铁兵器最终 取代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钢铁兵器的发展


秦始皇扫平六国，形成统一的局面。不久就爆发了以推翻秦的暴政为目 的的农民大起义，而后经历了楚汉之争又迎来了西汉的统一。随着汉代中央 集权封建国家的巩固，特别是文景时期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钢铁冶炼业的发 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工艺技术不断提高，这就为兵器制造业从传统的以

青铜为主要原材料，向以新兴的钢铁为主要原材料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同时经过从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之争到西汉初期，在军队的成分 和编制等方面都出现了与封建制的巩固基础相联系的新变化，农民最终成为 军队中士兵的主要成分，古代战车兵和那笨重的驷马战车一起被淘汰，骑兵 和步兵升为主要兵种，而为了抗御游牧民族军队的袭扰，更促进了骑兵的成 长和发展，这些都对汉代的兵器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适用于车战的 成组青铜兵器早已过时，它们的形体特点和战术性能既不适应新材料和新工 艺的要求，也不适应新兴的步、骑兵的战术需要。于是汉代的兵器呈现出新 的面貌，进入铁器时代兵器的发展期。
由于钢铁兵器远比青铜兵器锋利和坚韧，以及骑兵和步兵新的战术需 要，汉代兵器从类型到具体形体特点都有新的变化。

1.进攻性兵器
（1）远射兵器 仍以弓和弩为主，但使用的箭已大量采用铁制的镞，从西安汉长安城武
库遗址出土的兵器观察，箭镞中铁镞的数量超过 1000 件，同时出土的青铜镞 的数量，只及铁镞的 1/10 左右。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箭镞， 共达四百四十一枚，其中只有七十枚是青铜镞，其余均用钢铁制造，钢铁镞 与青铜镞的数量之比，为 5.3∶1。用钢铁制造消耗量大的箭镞，也表明当时 钢铁兵器生产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至于青铜镞，也还沿用到东汉时期，主 要是三棱锥状的镞，常装有铁铤，当时习惯称为“羊头镞”。
弩在汉代军队中，其重要性超出弓箭，特别在边防的烽燧守御军队中， 强弩是主要的远射兵器。汉弩的弩机，主要仍用青铜铸制，（图 4）但都在 机括外周加施铜廓，以增强弩力。同时，为了提高命中的精确度，在一些弩 的望心上加有刻度，用于瞄准，具有近代步枪的表尺作用，是一项重要的改 进。


（2）格斗兵器 除了材质方面由青铜转向钢铁以外，兵器类型和具体形状也有较大的变
化。
戈 殷周时期几乎是每个战士必备的青铜戈，到西汉时期已从战场上消 失，被淘汰出兵器的行列，只在少数西汉大墓中，发现有形貌华美的铜戈， 并附有金质、银质或鎏金的鸳鸯形戈龠及柲末端的鐏，表明它们已是王侯的 特殊的仪仗器，而不再是实战兵器。
矛青铜铸制的矛，在汉代仍然使用，但更多的是钢铁的矛。铁矛的形状 与传统的铜矛出现较大差异，多呈体长而锋锐的形态。同时较多地使用近于 剑形的特殊的阔刃铁矛，称为“铩”，用于步兵格斗时，它可以装较长的柄， 也可装短柄，与盾牌配合使用。
戟 战国至秦大量装备军队的以柲联装刺和戟体的青铜戟，也和青铜 戈一样被淘汰，类似的青铜戟体在西汉墓出土的兵器中只有个别遗留。取代 它的是钢铁制作的戟。为了锻造方便并便于骑兵冲刺，其具体形状与青铜戟 大不相同，都是从战国晚期铁戟出现时创制的“卜”字形，特点是直刺而前 伸，旁枝与刺体垂直横出，也极尖锐。东汉以后，钢铁戟的旁枝又向上弧曲， 更增强了叉刺的效能。直到魏晋时，这种戟几乎是战士必备的标准兵器。
剑 流行于东周时期的青铜剑，逐渐让位于钢铁锻制的长剑，剑体日

益窄长而且剑锋更尖锐。
刀 西汉时期出现了新型的手握短柄格斗兵器——刀。刀体修长。宽脊 薄刃，柄的后端作成扁圆的大环，所以一般称为“环首刀”。这种用于劈砍 的环首刀，更适应骑兵和步兵的战斗需要，逐渐代替了铁剑，东汉以后成为 主要的手握短柄格斗兵器，与盾牌相配合，一直到南北朝时仍是标准的步兵 装备。
钺青铜钺也从兵器的行列中消失。在汉代出现了一种由矛（或铩）与钺 斧结合而成的新型兵器，在东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已有发现。
2.防护装具
盾牌 汉代除大量地以木材、皮革等制造盾牌外，也制造铁盾，以增强 防护功效。同时在东汉时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盾，在铁盾的上下各伸出锐利 的铁钩，成为既可进攻又可防护的新型兵器——钩镶。
铠甲 铁制的铠甲已经用以普遍装备部队，都是以铁甲片编缀制成的， 比较大的长条形甲片编成的称“札甲”，比较小的叶状甲片编成的制作细密 的称“鱼鳞甲”。（图 5）在满城西汉墓中出土的一领铠甲，由 2859 片甲片 编成，重 16.85 千克，工艺精细，是西汉铠甲中的精品。皮甲也还使用，但 也仿照铁铠甲片的形制，先制成皮甲片，然后连成整领皮甲。
汉代钢铁兵器的发展，使得钢铁兵器到东汉时期终于代替了青铜兵器， 除部分铜弩机和箭镞以外，全被钢铁兵器所取代，至此青铜兵器向钢铁兵器 的过渡已告完成，钢铁兵器进入它的发展期。


钢铁兵器进入发展期的标志，主要是制作技术的日臻完备。一方面在钢 铁冶炼方面，已由块炼铁锻打渗碳成钢到初级阶段的百炼钢的阶段，发展到 以炒钢料锻打的百炼钢，并出现了“杂炼生鍒”的灌钢工艺，提高了钢铁兵 器的材质和生产工艺。另一方面，淬火工艺也日臻成熟，三国时蜀丞相诸葛 亮让蒲元造刀、取蜀江水淬火的故事，正反映了淬火技术发展的事实，使所 生产的兵器更加锐利。至于兵器的类型方面，大致沿袭着汉代钢铁兵器的传 统而有了进一步发展。两晋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军队的主力是重装骑 兵，因此兵器发展的重点放在改进骑兵装备方面。重装骑兵的格斗兵器，由 马戟逐渐改为长体双刃的马矟，增强了冲刺功效和穿透力，以利于透过日益 牢固的铠甲的防护而杀伤敌人。与此相适应，对人和战马的防护也日趋完备。 这时除了人披的铠甲以外，特别注重战马的防护，制造了披在马体上的“具 装”铠。它是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和寄生等部分构成，使马 体得到完备的保护，只有耳朵、眼睛、口鼻和四肢、尾巴露在外面。还使用 了改进的马鞍和普遍装备了马镫，使骑兵的威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古代兵器的“百科全书”——《武经总要》 南北朝以后，经过隋唐，中国冷兵器的发展已经达到它的顶峰。北宋庆 历四年（1044 年）修撰成书的《武经总要》一书，便是对汉唐以来传统的冷
兵器中当时还装备军队的各种类型，以及新发展的兵器及装具，进行了总结 性的记录。在该书前集第十三卷《器图》中，集中记录了当时军队使用的各 种兵器装备，每一件都配有插图。在第十卷至第十二卷，有《攻城法》、《水 攻》、《水战》、《守城》等四篇，也都详细地记录了与这几种战法有关的

兵器装备，还有战船和城防工事的情况，也附有详尽的图像。使各种兵器装 具的具体形貌，得以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这一角度来看，《武经总要》可以 说是中国古代兵器的百科全书。
《武经总要》中记录的传统格斗兵器，仍以刀、矛（枪）为主，而剑和 戟已从实战兵器中淘汰了，其中剑还保存了两个图形，但注明“今不用于阵， 以失其传也”，表明它已是被淘汰的兵器。而戟这一类型，根本就没有出现， 更说明它早已从军队的正式装备中被淘汰的事实。另外，出现了各种棒类兵 器，表明它们是当时经常装备军队用于实战的。在刀、枪类中，为了适应各 种特殊战斗的需要，每类下又各形成许多分支。如刀有八种，包括手刀、掉 刀、屈刀、掩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和笔刀，其中手刀是手握的短柄 刀，其余都装有长柄。枪（矛）有九种，包括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 木枪、鸦颈枪、锥枪、梭枪、槌枪和大宁笔枪，它们分别用于装备步兵、骑 兵，还有的无刃，是用于教阅训练用的，如锤枪。各种棒类兵器，除一般的 白棒、杆棒外，还有附加尖刃、倒钩、钉头等的特殊形制，如钩棒、抓子棒、 杵棒、狼牙棒等，另有一些以链连结几节棒体的特殊兵器，如铁链夹棒、连 珠双铁鞭，是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来的兵器类型。同样用于砸击的兵器还 有“骨朵”，是宋代常用的新型兵器，即在直柄上安装一个大体呈圆球形的 锤头，依形状不同，又有“蒜头”和“蒺藜”等名目。大量使用砸击类兵器， 可能与宋代以步兵对抗骑兵的战斗阵势有关。至于远射兵器，仍以弓箭为主， 也使用弩。防护装具有铠甲和马甲，以及步兵和骑兵使用的盾牌。
在《武经总要》中，较突出地记录了当时的重型远射兵器，主要是各种 床弩和炮。床弩是以绞车张发的强弩，用几十人甚至以牲畜为动力，因此威 力强大。这种兵器早在《墨子》中就已提及，在唐杜佑《通典》中称为“车 弩”。开始时是单弓，用绞车绞张。后来改为复合弓，威力更强。《武经总 要》中载有双弓和三弓之分，双弓的有“双弓床弩”、“大合蝉弩”、“小 合蝉弩”、“双弓ꯉ子弩”，三弓的有“三弓弩”、“次三弓弩”、“手射 弩”、“三弓ꯉ子弩”，其中三弓弩要用 70 人绞张才能发射，射程二百步到 三百步，约 370—560 米。“炮”（礮），就是利用杠杆原理的抛石机具，在 火炮发明以前，它是军队中最重型的远射兵器，可以抛发巨大的石弹。（图
6）据传在春秋时已出现于战场上，三国时曹操使用的“霹雳”车也是这种兵 器。这种抛石炮是在巨大的木制炮架上，装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横轴，横轴上 固定着长的炮梢（一根长木杆，中央处固定在轴上），炮梢一端用绳索连着 一个用来兜装石弹的皮窝，另一端系上几十根长长的拽索。射击的时候，由 一个战士把石弹定置在皮窝上，另外几十个战士猛然地拽动拽索，炮梢一下 子反转上来，利用杠杆原理产生的抛力把石弹抛射出去，沿抛物线轨迹射向 敌方。在《武经总要》中记录的各种炮，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固定放置的， 有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梢炮、虎蹲炮等；另一类炮架可以旋转，改 变发射方向，有旋风炮、独脚旋风炮、旋风五炮等；还有一类下面装有车轮， 可以随时移动位置，如炮车、旋风炮车、卧炮车、行炮车等。其中威力最大 的七梢炮，炮梢由 7 根巨大的梢材合成，长 2 丈 8 尺，需用 250 人拽索发射， 可以把 90 到 100 斤重的石弹抛掷到五十步远的地方。


随着筑城技术的提高，出现了更多的专门用于攻城和守城的器械，其中 最早出现的登城用的“云梯”，早在东周晚期既已出现。至北宋时期，冷兵

器阶段的攻守城器械已经相当完备，《武经总要》中有很详尽的记录。前面 讲述过的重型远射兵器床弩和炮，对于攻守双方都是重要的装备。此外攻城 器械方面，主要有用于跨越深壕的“濠桥”、“折叠桥”等，攀越高墙的“飞 梯”、“云梯”等，掩护战士逼近城垣的“尖头木驴”、“木牛车”、“轒 辒车”等，登高侦察城内敌情的“巢车”、“望楼车”等。守城器械主要用 于毁坏敌方的攻具和杀伤敌方登城士兵，包括各种形状和质料的檑石、檑木 及“铁撞木”，用以烧毁攻具的“燕尾炬”、“飞炬”、“猛火油炬”等火 攻器械，以及塞补被敌方摧毁的防御工事所用的“塞门刀车”、“木女头” 等，还有对付火攻的灭火器材，如唧筒和各式皮水囊，防御炮石飞矢的“垂 钟板”、“蓖篱”、“皮竹笆”等装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武经总要》 所列的守城器械中，出现了利用火药制造的兵器，包括“火毬”、“火药鞭 箭”、“蒺藜火毬”、“霹雳火毬”等多种。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冷兵器已 步入衰落期，并预示中国古代兵器即将发展到新的阶段，那就是火器与冷兵 器并用的阶段。


第五节 火药的发明和火器的出现


一、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 中国古代的火药，是以硝石、硫磺、木炭或其他可燃物为主要成分的混合物，
点火后能速燃或引起爆炸。硝石、硫磺等都属于药物，因此称这种混合物为
“火药”。现代的黑火药，正是由中国古代的火药发展而来。 对于硝石、硫磺等药物的性质，在汉代已有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已
对它们的特点和药性有所记述。但是从对硝、硫性质的认识和发现它们的起 火现象，到制成火药而应用于军事，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炼丹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硝、硫及硫磺的砷化物，都是炼丹 术中常用的药物，为了避免在炼丹时发生意外事故，如燃烧或爆炸，就要研 究各种能够控制这些药物的所谓“伏火法”。早期火药的发明正是与炼丹家 研究“伏火法”相联系的。相传在隋末唐初的医学家、炼丹家孙思邈（581
—682 年）著作的《孙真人丹经》中，记载了多种“伏火”之法。唐宪宗元 和三年（808 年），清虚子在其所著《天上圣祖金丹秘诀》（后选入《铅汞 甲庚至宝集成》卷 2）的《伏火巩法》中，记载了对硫磺伏火之法：“硫二 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 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方捺， 以土冢之，候冷取出。”其中已包括有硝石、硫磺和“烧令存性”（即炭化） 的马兜铃粉，三者混合具有燃烧爆炸的性能，已形成原始火药。为此炼丹时 要采取使硫磺改性的方法，还要采取入罐、掘坑、覆湿纸、冢土等安全措施， 以避免爆炸燃烧事故。正表明炼丹家通过长期实践，掌握了硝石、硫磺和木 炭等混合物的爆炸性能。因此可以推断，至迟在公元 808 年以前，含硝、硫、 炭三种成分的火药已经在中国制成。


二、火药用于制造兵器


火药发明以后，至迟到公元 10 世纪时，中国已经开始用火药来制造兵 器。《武经总要》中记述了最早的火药兵器，有毒药烟毬、霹雳火毬、蒺藜 火毬、火药鞭箭和火炮等。该书中还列出三种正式冠有“火药”名称的配方， 即用于毒药烟毬、蒺藜火毬的火药和火炮火药法。这些都明确地证实，在公 元 1044 年以前，北宋军队已装备有多种原始的早期火药兵器。英国著名的研 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博士正确地指出，《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三种火 药配方，“是所有文明国家中最古老的配方”。十分清楚，中国是将火药用 于军事最早的国家。同时，在北宋都城官营的制造军事装备的手工业中，设 有“广备攻城作”，其下领有制造火药、猛火油等作坊。这些情况见于《麈 史》所引《东京记》一书的记载，并且在《宋会要辑稿》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它们表明在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中已能成批量地生产火药，并用以制造兵 器。当时对生产技术实行高度保密，严禁外传。
火药用于军事行动，从此揭开了古代兵器发展史上的新篇章，火器和冷 兵器并用的阶段到来了。

第六节 火器的发展和枪炮的制作


一、早期火药兵器


火药用于制造兵器，根据《武经总要》的记述，当时主要用于传统的火 攻战术，作为纵火的一种手段。据书中所记载的三种配方分析，虽然已具有 硝、硫、炭三种成分，但是这些配方中的硝含量低，又含有大量其他成分， 通常只能速燃、发烟，还是一种低级火药，是近代火药的雏形。因此所制造 的火药鞭箭，以弓弩发射的火箭（将原有的油脂等燃烧物质改成火药筒）， 以及“铁嘴火鹞”、“竹火鹞”等以木身、纸皮、竹编中实以火药的器械， 都属于纵火器材。有时也在火药中增添毒剂等，制成播毒或发烟的毒药烟毬 等兵器。最后，当时已开始认识火药的爆炸性能，制成爆炸时可发巨响的霹 雳火毬。
到宋金战争中，火药兵器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 随着火药性能的不断提高，利用火药爆炸性能的兵器开始大量使用。靖康元 年（1126 年）宋军守汴京时，使用过威力较大的爆炸性火器“霹雳炮”。后 来更以铁制造外壳，造出威力更大的“震天雷”、“铁火炮”等爆炸力强的 兵器。第二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造出单兵手执的喷火兵器——火枪。 这是在一般长枪上扎捆一个装火药的筒，一般是纸筒，作战时点燃筒内火药 使其喷火以伤害敌方。当火药燃完后，长枪还可用于扎刺格斗。第三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它引起了以后兵器制造技 术的划时代的变革。

二、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也出现于宋金战争时期，目前所知有以下两 项：
一是绍兴三年（1132 年），宋将陈规守德安时制作了巨竹火枪，这也是 一种喷火枪。它以长竹杆制作，用以焚烧敌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桥”。由 于它以竹筒喷射，所以与在冷兵器的长枪上缚附火药筒的做法有显著的不 同。
二是开庆元年（1259 年），寿春府（今安徽省寿县）地方制造了“突火 枪”，也用竹筒制成，内装火药，并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先喷 火焰，火焰喷尽后，“子窠”发射出来，同时发出巨响。“子窠”是什么？ 记载不详，有人认为是子弹的雏形。突火枪用巨竹筒制作，故又称“突火筒”。 它大约是最原始的管状射击火器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以上两类火器，文 献记载过于简略，也无法获得实物资料。但是，仅据这些记载，还是可以表 明当时确已出现了原始管形射击火器。


三、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使用和枪炮的制作


1.全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以金属铸制的管形射击火器，是现代枪炮的前身，它最早出现于何时， 尚无确切资料，但从传世的元代至顺三年（1332 年）铜火铳铭来看，总应出

现在元朝末年以前，至少在公元 14 世纪初年已用于实战。（图 7）据《元史•达 礼麻识理传》记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达礼麻识理为了对抗孛罗 帖木儿的军队，在铁旛竿山下布列的队伍中，已是“火铳什伍相联”，可以 说明其所装备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数量已很可观。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也 出土了一些大致可以推断为元代晚期的铜火铳实物。其中较重要的一件出土 于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元代遗址，铜火铳由铳管、药室和尾銎三部分 组成，全长 26.5 厘米。药室呈椭圆状，有安装药捻的小圆孔，药室内还遗有 一些残留的黑火药。与此大致相同的铜铳，在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和北京 市都出土过。由于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是以竹筒制造的，故称为火筒。改用 金属铸制后，也随之出现了一个从“金”旁的新字来称呼它，但仍沿用“筒” 的音，那就是“铳”字。据明代邱濬在他著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讲到“铳” 字时说，在字书里过去没有这个字，只是“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 炮，又谓之铳”。说明这个新字的出现，正反映出大约在元朝晚期由竹制的 火筒演变为金属制造的火铳的实际情况。


2.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发展
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火器有很大发展，火铳已为农民起义军广泛使 用，朱元璋的军队中就装备有较多的火铳。《明史纪事本末》中曾记有朱元 璋部将胡德济、谢再兴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用火铳守诸全（今浙江 诸暨县）的史实。明朝建立初年，特别是洪武年间（1368—1398 年）曾大量 制造铜火铳，使火铳制造工艺有很大发展，形制日趋规范化，与元朝晚期的 制品相比，身管加长，口径略微缩小，制作更为精细。一般都是前有细长的 直体铳管，管后接椭圆形的药室，药室后接铳尾，向后开安装木柄的銎孔， 器形颇为规范，尺寸也大致相同。明朝火铳多在铳体铭刻制作地点、年月、 重量及编号，还有制造部门及监制官员和制作工匠的姓名。这一时期的铜铳， 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省市都有较多实物出土。洪武以后， 铜铳继续改进，形制日趋统一，并有统一编号，如以“天”字为头的统一编 号的铜铳，口径为 15 毫米左右，全长 36 厘米左右。已发表的资料中，“天” 字号铳，最小序号为“天字九十五号”，制于建文二年（1400 年），最大序 号为“天字九万八千六百十二号”，制于正统元年（1436 年）。此外，还有
“英”字、“胜”字等编号的铜铳。 从已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火铳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上述洪武年间制
作的火铳为代表，形体较小，尾銎装木柄，供单兵手持施放，应为后来枪械 的前身。以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城址南墙内发现的洪武年造铜火铳为例， 它们分别造于洪武十年（1377 年）和十二年（1379 年），全长 43.5—44.5 厘米，口内径 2 厘米，重 1.9—2.1 千克。其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 1∶20。另 一类如元至顺三年铜铳，长 35.3 厘米，口径 10.5 厘米，重 6.94 千克。它的 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 1∶33。其尾銎的直径 7.7 厘米，所装柄的粗也应如 此，这样粗的木柄是难于单兵手持，何况点燃施放时铜铳还要震动，所以只 有用安放木架的办法才成。同时，铜铳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约 2 厘米长的方孔， 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轴线在同一平面上，据此可以推知原来应是 以金属的横栓从二孔中穿连，然后固定在木架上，这个金属栓还可以起耳轴 的作用，使铜铳在木架上可以调节高低俯仰，以调整放射角度。类似的大型 铜铳，有的铳管稍细但口部制成外侈的碗口形状，故又称为大碗口铳。又如 中国军事博物馆中藏有一件明洪武五年（1372 年）造的大碗口铳，全长 36.5 厘米，口径 11 厘米，重 15.75 千克，器身自铭为“大碗口铳”，与元代的碗 口铳相比，碗口不再是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加粗，药室明显加大。 在拆除太原旧城时，还发现过洪武纪年的铁铳，长度已达 1 米，口径达 21 厘米。因此，这类大型金属火铳，需设置铳架，应该是后世火炮的最初形态。
3.西方火器的引进和仿制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最早生产火药兵器的国家，元末明初中国的金 属管形射击火器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但是这一优势并没能够长久保持。进 入明代中叶直到清代末年，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后期。长期陷于发展 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禁海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 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火药兵器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革命性 的变革，而当它传到欧洲时，资本主义的兴起却使它对社会的进程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终导致“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 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胜 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于是到了明代中叶，火器的故乡中国 不得不从舶来品中汲取养分，仿制了比火铳先进的“佛狼机”和“红夷炮”， 还有单兵使用的鸟铳等，并且制造了威力较大的“大将军”等大口径火炮， 开始改变军队兵器装备的面貌。
佛狼机铳（佛朗机铳）约在明正德末年（1521 年左右）从葡萄牙传入中 国，它由母铳和子铳构成。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铸有准星、照门， 可瞄准射击。铳身后的腹部颇粗，开有长形孔槽，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小 火铳，上有提把，前无铳管，填入母铳后腹的孔槽后，其前口外接子铳的铳 管。每一母铳备有五至九个子铳，可预先装好弹药，战时轮流装填入母铳发 射，因而提高了射速。嘉靖初，中国开始成批仿制佛狼机铳，生产出大小型 号不同的产品。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造铜佛狼机铳， 编号“胜字四十二号”，母铳口径 38 毫米，全长 91 厘米，子铳口径 35 毫米， 全长 23 厘米。佛狼机铳虽有以子铳预先装弹填装，因之操作方便、射速快的 优点，但是由于子铳装药量小，母铳口径不大，因之又有威力不足的缺点。 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由荷兰传入的大型火炮，约在万历后期传 入中国。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 裂石城，震数十里”。炮身铸有准星、照门，中部有炮耳。与佛狼机相比， 这种炮的口径较大，管壁加厚，并且从炮口至炮尾逐渐增厚，能承受较大膛
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 鸟铳是由欧洲传入的火绳枪或燧发枪的统称，大约在嘉靖年间经日本传
入中国。它与原来的单兵手持的火铳相比，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同于 口径的圆铅弹，因而射程较远，侵彻力较强。又增设有准星和照门，变手点 发火为枪机发火，枪柄由插在火铳尾銎的直柄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因 此可稳定持枪进行瞄准，提高了射击的精确度。其外形与结构已接近于近代 的步枪，正是近代步枪的雏形。至于为何称为“鸟铳”，有不同的说法，戚 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认为“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另有 说法是因其枪机形似鸟嘴，因而名鸟嘴铳。
佛狼机铳、红夷炮和鸟铳的仿制成功，使中国火器有了较优良的作战性 能，改进了明军的装备。特别是明末与后金军在东北地区的战斗中，红夷炮 曾起过很大作用。

清朝建立以后，军队中也装备了从明军装备中引进的火炮和鸟铳。清初 颇注重火炮的生产，以适应统一全国及平定三藩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当时大 量制造的火炮，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沿袭着明代的红夷炮制造的，称“红 衣炮”。这种炮还曾在中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作用，至今黑龙江省博物馆还 藏有一门，为康熙十五年（1676 年）所铸造，称为“神威无敌大将军”，铜 铸，炮身前细后粗，口径 110 毫米，全长 248 厘米，重 1000 千克，装药 2 千克，铁弹重 2.7 千克。一种是子母炮型，类似明代的佛狼机铳。还有一种 是大口径的短管炮，称为“冲天炮”、“威远将军炮”等。现存故宫博物院 的一门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铸的铜威远将军炮，口径 212 毫米，全长 69 厘米，重 280 千克，以回轮车运载，能发射 15 千克重的爆炸铁弹。据《清文 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 年），清中央政府所造 的大、小铜、铁炮约 900 门，但火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改进不大，也可以说 是沿袭着明代中叶引进欧洲火炮技术后的发展势头。不过清代中期以后，火 炮发展的势头又一次被扼制下去。落后就要挨打，闭关自守而且妄自尊大的 大清帝国，终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巨舰大炮面前惨遭败北，于是中国一步一 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至此，中国古代兵器史的后一阶段——火器 与冷兵器并用阶段宣告结束。火药这个被恩格斯喻为“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 改变的新因素”，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兵器生产的革命，更没有促成社会 的革命性变革。这个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杨泓）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36:08

第十一章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一节吉礼

第二节嘉礼

第三节宾礼

第四节军礼

第五节凶礼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礼仪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所谓礼仪，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政治体制、朝 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区域划 分、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 它几乎是一个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 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的庞大的概念。直到近代以后，礼仪的范畴才 逐渐缩小，现在则一般只有礼节和仪式的意思。本章所述礼仪制度，基本上 仍然沿用传统的概念，依照“吉、嘉、宾、军、凶”五礼，分门别类地加以 介绍，但对有些内容作了适当的调整、删节或压缩。
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应当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第 一页的时候，礼仪就伴随着人的活动，伴随着原始宗教而产生了。荀子说过，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
（《荀子•礼论》）。礼仪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 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郭沫若说：“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 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十 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从考古资料来看，在辽宁喀左发现的距今五千年的 红山文化遗址中，有大型的祭坛、神庙、积石冢等，是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 的场所；有裸体怀孕的妇女陶塑像，可能是受先民膜拜的生育女神。更早的 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虫身图像，墓葬中死者头颅西向而卧，也都透露出远 古时代礼仪制度的若干信息。在古代文献方面，有“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 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的说法。(1)实际上，礼仪制度的演变发展，经历了漫 长而又曲折的历程，真正比较完备、系统的是西周的礼制。周以前的礼仪制 度，由于材料匮乏，文献不足，已经难以详考了。
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 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在汉以后二千多年中，它们一直是国 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因此被称为“礼经”。今天，要研究探讨古代 主要适用于贵族的礼制，“三礼”仍然是最重要的书。虽然对它们的思想倾 向评价不同，它们的论述中有不少只是出于后世儒家的理想，但它们在文化 史上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影响的。
长期以来，由于礼学家们各宗不同的学术派别，对古代文献各有不同的 理解，加之历代当权派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文化背景，他们制定的礼 仪制度常有前后矛盾抵触的情况。本章尽可能避开枯燥的论证和繁琐的考 据，尽量少介入各家的争执，而把重点放在礼制的沿革演变上。至于五礼以 下的节目分类，大体依照清代学者秦蕙田《五礼通考》的编排。

第一节 吉 礼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礼记•祭 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说法， 吉礼用以“事邦国之鬼神示（祇）”，是祝祈福祥之礼。主要内容有：
——祀昊天上帝；

——祀日月星辰；
——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上是祭天神。
——祭社稷、五帝、五岳；
——祭山林川泽；
——祭四方百物，即诸小神；以上是祭地祇。
——祫祭先王、先祖；
——禘祭先王、先祖；
——春祠、夏禴（礿）、秋尝、冬烝，享祭先王、先祖；以上是祭人鬼。 后代从这三类祭祀中又衍生出许多项目，这里列为天、地、宗庙、其他
四类，分别加以介绍。


一、祀 天


古文献记载，虞舜、夏禹时已有祭天的典礼，称为“类”。在殷商甲骨 文中，天神是“帝”，或称“上帝”，他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他的周围还 有日、月、风、雨等作为臣工使者。祭祀上帝要杀死或烧死俘虏和牲畜，作 为祭品，耗费大量的财富。到了周代，“天”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殷人所说的
“上帝”、“帝”。天帝的形象被人格化，周王又有了“天子”的称谓。周 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他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祀 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殷周以来，对天帝的称呼也日趋繁化， 名目错出，有：帝、上帝、天、皇天、昊天、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维皇上 帝，等等，指的都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神。
天本来只有一个，但是到了汉代谶纬之书风行以后，便出现了“六天” 之说。据说，天上的紫微宫是天帝之室，北辰（北极星）名耀魄宝，即为天 帝，一名“太一”，是“天神之最尊贵者”。(2)在太微宫中，则有五个星位， 即为五方天帝。五帝是“五行精气之神”，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 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如尧是赤帝所感生，舜是黄帝所感 生，禹是白帝所感生，汤是黑帝所感生，周文王是苍帝所感生。帝王祭天当 然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天帝。五行、五方帝又与五方、五色、四季、五 人神、五人帝等一一相配，构成了我国古代祭天大典的基本网络。

1.圜丘祀天

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
“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 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 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 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 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 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 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 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 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 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

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 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 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 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 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 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秦代祭天的有关资料甚少，只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礼。秦以冬十月为岁首， 郊祀就在十月举行。
汉高祖祭祀天地都由祠官负责。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 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畤（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成帝建始元年（前 32 年）在长安城外昆明故渠之南建圜丘。翌年春正月上辛日（第一个辛 日）祭天，同祭五方上帝。这是汉代南郊祭天之始。后汉在洛阳城南建圜丘， 坛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天地之位，下层分设五帝之位，坛外有两重围墙，叫 做“壝（Wéi）”。
南北朝时郊祀制度也有一些变革。一是少数民族政权祭天虽采汉制，但 常有民族传统礼仪掺入。二是梁代南北郊祭天地社稷、宗庙，都不用牺牲， 而用果蔬，据说是“无益至诚，有累冥道”。（《隋书•礼仪志》）三是圜 丘坛外建造屋宇，作为更衣、憩息之所。旧制全用临时性的帷帐，南齐武帝 永明二年（483 年）始用瓦屋。
隋唐圜丘制度与东汉相似。隋代将祭祀昊天上帝、日、月、皇地祇、神 州社稷、宗庙定为大祀，祭星辰、五祀、四望等定为中祀，祭司命、司中、 风师、雨师、山川等定为小祀。唐代祀天一年四次。
宋代圜丘合祀天地后，要在皇城门楼上举行特赦仪式，赦免囚徒；改日， 要到景灵宫祖宗神像前行“恭谢礼”。
辽代祭天礼与祭山礼同时举行，在祭祀契丹族先祖所居住的木叶山（今 辽宁西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时，设天神、地祇之位。金初每年五 月初五、七月十五、九月九日行拜天礼。金世宗大定后才有较完备的南郊圜 丘祀天之礼。
元初有蒙古民族的拜天礼。宪宗时曾在日月山拜天，且合祭昊天后土。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时才在大都（今北京）丽正门东南七里处建祭天台。成宗 大德时建圜丘，南郊祀天。
洪武十年（1377 年），改变圜丘礼制，定每年孟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 建大祀殿，以圜形大屋覆盖祭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正阳门南按南京规 制营建大祀殿，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建成，合祀天地。嘉靖九年（1530 年），世宗改变天地合祀制度，在大祀殿之南另建圜丘。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世祖（顺治）定都北京后即恢复修建正阳门南天坛 各种配套建筑，后经乾隆时改修，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古建筑群。它包括 圜丘、大享殿、皇穹宇、皇极殿、斋宫、井亭、宰牲亭等。清人祭天除采用 汉制外，还保留了本民族入关前“谒庙”之礼，入关后改称“祭堂子”。

2.祈谷、大雩（yú）与明堂

(1)祈谷 《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郑玄认为，这就是“上辛郊祭天”，即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天。信从 郑说者就以这一天为郊祀日。两汉迄于魏晋，多于正月南郊祭天，就是将圜

丘、祈谷混为一谈。梁武帝天监三年（504 年），确认祈谷与祀天是两回事， 但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区分。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及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年）所定礼制都有祈谷礼，仪式与圜丘祀天大致相同。明初无祈谷之祭，嘉 靖十年（1531 年），定孟春上辛在大祀殿行祈谷礼。后祈谷之祭改在惊蛰之 日举行，礼仪规格略小于大祀，不设从祀坛位，不行燔柴。清祈谷礼仿明制， 乾隆时，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以合祈谷之义。（图 1）


图 1 天坛祈年殿平面图
(2)大雩 是求雨之祭，在无风旱灾害发生时是例行之祭，于仲夏举行； 在大旱发生时则无论夏秋，随时举行。隋唐时，孟夏之月在圜丘行雩礼，如 遇旱灾，则另有祈太庙、祈太社、祈五岳山川海渎于北郊等祭礼。如久雨， 则禜祭于国门。宋代，例行的雩祭在圜丘之左雩坛举行，遇干旱别有祈雨、 祷雨种种祭仪。金、元无雩礼，遇干旱祷雨于宗庙、社稷，或在北郊望祭岳 镇海渎。明嘉靖时在圜丘坛外泰元门东侧建雩坛，行大雪礼。清代在圜匠雩 祀祷雨。乾隆后设例行的常雩之祭，遇干旱则大雩行礼。常雩初在立夏，嘉 庆后改在立夏后择吉日举行。
(3)明堂 《礼记•月令》说它是季秋之月大享天帝的地方，大享是报答 天帝的恩佑，把收获的新谷及牲畜进献给天帝。一说明堂是祭祀祖宗或者是 天子布政的地方；也有人认为明堂、太庙、灵台、辟雍、路寝等都是一回事， 名异而实同。
汉代始建明堂的是武帝。平帝元始四年（4 年），王莽在长安城南建造 了明堂、辟雍等。这个建筑遗址已经发掘，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汉末年礼 学家对明堂的认识。（图 2）由于对明堂制度争议太大，南北朝时明堂祭祀 就各行其是了；而隋朝直到灭亡都没有就明堂的构建争吵出个结果来。唐代 武则天掌权后在东都洛阳毁乾元殿兴建明堂，垂拱四年（688 年）建成，是 一个三层的圆亭形建筑，武后下令改称“万象神宫”，多次在这里举行祭祀 天地的典礼。几年后一场大火烧掉了神宫，武后又下令重建，号称“通天宫”。 建成后，武后改元“万岁通天”，以示庆贺。武氏举行大享礼，受群臣朝贺， 并于四时孟月及季夏行告朔之礼。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也在明堂行大 享礼，合祭天地；次年返西京，才改为季秋在圜丘大享行礼。玄宗开元时， 东都明堂恢复乾元殿旧名，并拆除上层，缩小规模。玄宗到洛阳，常于元旦、 冬至在此殿受朝贺。北宋仁宗时以大庆殿为明堂。南宋初明堂祭祀规模较小， 只祭天地祖宗四位，绍兴四年（1134 年）起才逐渐增设从祀神位；十年（1140 年）制定明堂仪注，大致同郊祀礼。明初无明堂之制，季秋大享礼在南郊大 祀殿举行。嘉靖时始议明堂之礼，先将原来的道士之宫元极宝殿充作明堂， 行大享之礼；后又在大祀殿旧址改建大享殿。

清初沿用明制，正月上辛在大 享殿合祀天地，并以祖宗配祀，认为大享合祀之礼即是明堂制度。乾隆十六 年（1751 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专行祈谷之礼，而大享为季秋报祀，把 两种祀典区别开来，改正了大享殿即明堂的旧认识。





3.五帝



图 2 汉长安明堂辟雍中心建筑复原图




《周礼•春官•小宗伯》有“兆五帝于四郊”的说法，“兆”即设坛而

祭；《礼记•月令》将一年四季与五人帝、五人神、五方相配，在立春、立 夏、立秋、立冬之日有迎气祭五帝的礼仪。五帝之祭各依方位与颜色，就连 祭器、祭品也要与之一一相应。
史书记载祭祀五帝，见于春秋初期的秦国。秦襄公作为周天子的诸侯居 于西陲，因西方为少皞之神所主，便作西畤（祭坛），祭白帝。后来，随着 秦的国力增强，又先后建造了祭祀青帝的密畤，祭祀黄帝的上畤，祭祀炎帝 的下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保留着对这四畤的祭祀，每次用驹四匹，木 偶栾车一驷，木偶车马一驷，各按方位变更颜色，瘗埋为祭，不用俎豆等祭 品。汉高祖二年（前 205 年），又增建北畤，祭祀黑帝。汉文帝时，在渭阳 修建了五帝庙，由皇帝亲祭，这是五帝的正祭。五时迎气之祭，都在郊外举 行，所以也称为“五郊”。西汉平帝元始时已有迎气之礼。东汉永平二年（59 年），重定礼制，后代基本沿用。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立 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立秋前十八日，迎黄灵于邑旁中央之地， 祭黄帝后土；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 祭黑帝玄冥。这是皇家迎气之礼。地方郡县只行迎春礼。后来，又有在城外 塑造青色土牛两头，并塑有耕夫、犁具的习俗，迎春礼就在青牛旁举行，后 世年画常有“春牛图”，即源出于此。明太祖只祀昊天上帝，从祀之位不列 五帝，也不举行五时迎气之礼。只有迎春出土牛，还保留了五郊之礼的部分 内容。清代沿用明制，也没有五帝之祭。

4.日月

相传古代帝王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一说月坛）。日坛称为“王宫”， 也称“大明”，月坛称为“夜明”；祭日在春分之朝，祭月在秋分之夕；祭 日于东，祭月于西，这是日月的正祭。另外，郊祀天地常以日月从祀；诸侯 觐见天子之礼要到南门拜日，北门拜月；祈年、禜（yíng）祭等也都要祭日 月。
秦始皇东游海上祭祀八神，祭日于成山（今山东成山角），祭月于莱山
（今山东掖县一带）。其在雍城则另有日月祠举行祭祀。汉初，诸多的神祠 中有“东君祠”，祭的就是日神。武帝时在太一坛祭日月，黎明之时皇帝走 出用竹子建造的祠宫——竹宫，向东方拜揖行礼；夜晚向西方拜揖行礼，即
“朝日”、“夕月”之礼。尔后，懒散从简，就在宫殿的庭院中行礼。平帝 时，王莽改祭礼，仍在合祭天地之日，黎明东向拜日行“朝日”礼，夜晚西 向拜月行“夕月”礼。至魏晋南北朝时，才逐渐确定为春分东郊朝日，秋分 西郊夕月的礼仪。唐以后祭日月礼仪与圜丘祀天相似，但一般规格为中祀， 偶然也有作为大祀的。明初在南京建日月祭坛，迁都后在北京朝阳门外建日 坛，在阜成门外建月坛。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皇帝亲自祭 日，余则皆由文臣代祀。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戌之年时，皇帝亲自祭月， 余则由武臣代祀。清代朝日、夕月之礼与明制相同。今日坛、月坛遗址仍在， 为光绪年间改建。

5.星辰

星辰之祭主要是五星、二十八宿。五星是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 白，北方辰星，中央镇（填）星；二十八宿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 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

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 翼、轸。祭星也泛指众多的星象之神，祭祀天地时从祀的星神数以百计，较 大的有《周礼》所说的司命、司中、司民、司禄。注释家说司命主老幼，司 中主灾咎，司民主户口，司禄主赏功。

秦时雍城有许多祭祀星辰的庙。据《史记•封禅书》载有参，辰，南、 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及许多不见名数所出的小神，“百 有余庙”。又有寿星祠，祭南极老人星，主福寿。汉高祖时又下令在全国设 灵星祠，传说是主稼穑农事之神。隋代定星辰之祭为中祀，祭司中司命及诸 星为小祀；在国都西北郊有祭祀司中、司命、司禄的坛位，于立冬后的亥日 行祭礼。唐因隋制，并在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玄宗时又设寿星坛祭老人星等。 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 年）下令每年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 至）在司天台祭星。明洪武四年（1371 年），为祭祀周天星辰特辟专殿，设
10 坛，祭仪如朝日仪。 上古时，人们又把天上的星宿同地上的州、国疆域相互联系，说某星是
某某州国的分野，这个地域或国家就要祭祀相应的分野之星。 属于星辰之祀的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神，这里择要简介如下：
(1)风师、雨师 《周礼》郑玄注说箕星为风师，毕星为雨师。但异说很 多，在屈原赋里，风伯叫飞廉；《左传》说雨师是共工之子玄冥，还有屏翳 为雨师的说法。风师、雨师，自秦汉到明清除大祭天地为从祀外，都单独有 祠庙。汉代起还祭祀云神、雷公（神）等，通常为小祀，偶有列为中祀的。
(2)太岁月将 太岁本是古人设想的一颗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星，星占 术士认为它的方位与战争胜负、土木兴建、谷物收获丰歉有很大关系，但周 秦到宋，历朝都没有祭祀太岁的记载。最早祭太岁的是元朝，尔后，明、清 两代沿袭其制。
元朝祭太岁，始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成宗即位后，在司天台与 太阳、火星、土星等同祭。明嘉靖时，别建太岁坛（仍在天坛之西、先农坛 东北、山川坛内）。


二、祭 地


远古时已有对土地的崇拜，大地生长五谷，养育万物，犹如慈爱的母亲， 因此，古代有“父天而母地”的说法。古文献记载土地神是“社”，祭礼叫
“宜”。在殷商甲骨文里已有对社土的祭祀，还有大量的祭祀山岳河流的记 录，主要目的是祈求农作物的丰收。地神，称为“地■（qí）”，又作“地祗”， 但古籍中常常讹作“祗”字。“社”，通常是主某一片土地之神。所以，《礼记•王 制》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说法。另外，阴阳家说，地中央曰昆仑， 统辖四方大九州；神州是九州之一，下又分小九州，即中国的九州。汉代经 学家也有分地神为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的说法。

1.方丘祭地

祭地的正祭，是每年夏至之日在国都北郊水泽之中的方丘上举行的祭 典。水泽，即以水环绕；方丘，指方形祭坛，古人认为地属阴而静，本为方 形。水泽、方丘，象征四海环绕大地。祭地礼仪与祭天大致相近，但不用燔 燎而用瘗埋，即祭后挖坎穴将牺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祭地用的牺牲取黝黑之

色，用玉为黄琮，黄色象土，琮为方形象地。 秦时未见有方丘祭地之礼。秦始皇即帝位后所祠八神有“地主”，祭的
是泰山梁父。汉高祖时有专祠祠地。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 年），提出要祭 祀后土，于是，在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建后土祠，祭祀后土。平 帝时，王莽改为孟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天子亲祀。夏至北郊祭地祇，称 皇地后祇，遣礼官奉祭。后土坛为方坛，从祀有山川河流地理群神。后汉沿 用其制，同时仍保留了汾阴后土祠的祭礼。曹魏明帝时，方丘祭地与北郊祀 地，也与祭天一样一分为二，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祇。 晋武帝时才合二而一。
南北朝时，南朝各国多在北郊祭地，而北朝各国方泽祭地时也有同祭昆 仑地祇、神州之神的。
隋开皇初于宫城之北建方丘，夏至之日祭皇地祇，孟冬则在北郊祭祀神 州之神。唐初沿用隋制。唐太宗贞观时，规定只祭皇地祇及神州。高宗永徽 时又废去神州之祀。武后于南郊合祀天地。《开元礼》定夏至日方丘祭地之 仪，仍以神州地祇从祀；孟冬祀神州地祇。宋代祭地大致同《开元礼》，由 于天地祭祀分合之争十分激烈，祀典也因而常有变动。

明初于钟山之北建方丘坛。洪武二年（1369 年）夏至，明太祖亲至方丘 祭祀皇地祇。嘉靖时，在北京安定门外建方丘，即地坛，并建造皇地祇室， 用以收藏皇地祇及从祀众神木主，每岁夏至祭祀。
清代沿用明制，安定门外方泽水渠中设坛，坛二成，地坛之南有皇祇室， 坛外又有南、北瘗坎各二，还有神库及神厨、祭器等库及井亭、宰牲亭、斋 宫等配套建筑。

2.四望山川

“四望”是望祭天下名山大川之神。同一山川，至其地而祭之，直呼为 祭，远望而祭之，则名曰“望”。
望祭也在国都四郊举行，四方各建一坛，以望祀一方的名山大川，祭品 用牲要与各方之色相合。正祭之外，国家如有军事行动，也要预先进行望祭。 称为“前祝”；战争获胜后，燔柴以望，称为“告成”。国家如果有凶灾变 异，也要进行望祭，天子向受灾方向行礼祷告，祈求神祇的佑护。
秦祭山川，设专祠祭名山大川。春、秋两季，解冻、封冻时两次祭祀； 冬季则举行“赛祷”之祠。
汉高祖分封建国，各诸侯国各自奉祠境内名山大川。到武帝时，将五岳 之祭的权利，“收回”天子所有。汉武帝用十三年时间周游五岳四渎，一一 行祭。宣帝神爵元年（前 61 年），诏令建祠祀五岳、四渎，派遣使者前往祭 祀。西汉末及东汉，合祀天地于圜丘，五岳、四海、四渎，名山大川皆有神 位在其上。魏、晋之际，山川祭祀时兴时废，南北割据后，名山大川各在一 方，各国各奉其祀。
隋开皇中，文帝诏令祭祀“四镇”，即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 无闾山，冀州镇（中镇）霍山。以后，又以吴山为西镇，成为“五镇”。
唐代五岳、四渎、四海、四镇（当时不祭中镇霍山），每年一祭，各自 于五郊迎气之日祭祀。武则天时，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改嵩山为神岳，封 山神为天中王太师、使持节大都督。山川之神而以人爵为封号，始于此时。 后来，西岳被封为金天王，东岳被封为天齐王，中岳被封为中天王，南岳被

封为司天王，北岳被封为安天王。唐玄宗时，又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 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九州镇山也都封为公。昭宗时，又封 洞庭湖等湖泊为侯。宋代更为五岳加上帝号，并各配有帝后，也有封号；四 海、四渎、四镇皆加封为王。
辽代祭祀木叶山与辽河神。金人则祭长白山，初封为兴国灵应王，继而 加封为开国弘道圣帝。元代世祖中统后，遣使祀岳、镇、海、渎十九处，分 为东、西、南、北、中五道，各遣汉官、蒙古官一人，前往祭祀。
明代南京、北京皆有山川坛。洪武三年（1370 年），太祖下令废去前代 所封岳、镇、海、渎名号，只以山水本名名其神，如“东岳泰山之神”、“南 镇会稽山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海之神”等。嘉靖时，改山川坛 为天地神祇坛，地祇分五坛：五岳、五镇、五陵（祖宗陵墓山）、四海、四 渎，并以京畿及天下山川从祀。
清初设山川海渎配享方泽之祭，又建有地祇坛，位于天坛之西，兼祀名 山大川。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皆依时遣使前往祭祀。另外，又封努尔 哈赤、皇太极等祖先陵墓所在之山及长白山等，按时祭祀。

3.封禅

“封禅”，专指在泰山的天地祭祀。《史记•封禅书》正义曰：“此泰 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 故曰禅。”这就是“封泰山”、“禅梁父”（梁父是泰山下一座小山）。相 传远古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的有七十二家。历代好大喜功的帝王多将封禅作 为一代盛典，给予特别的重视。
史书所记封禅，可靠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 218 年）的泰山封禅。秦 始皇修建车道，从山南登顶，立石纪功；又从北路而下，禅于梁父。
汉武帝元封时也去泰山行封禅礼，他深信方士之言，希望在泰山之巅与 黄帝神仙相见，学习升天成仙之术。当时儒生们谁也讲不清封禅礼仪，武帝 便自订仪式。先到梁父，祭祀地主。礼毕，武帝与侍中等登山顶，山顶也筑 一土封，下圆上方，上建方石。

其后行封禅礼的帝王有后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与宋真宗。唐高宗 封禅泰山，从驾文武大臣、兵士、仪仗队伍长达数百里，包括波斯、天竺、 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使者，穹庐毡帐，牛马驼羊，充塞道 路。十月从长安出发，十二月方到达，于是改元“乾封”，正月行封禅礼。 如此兴师动众，其对沿途人民的骚扰、对生产的影响可想而知。历代君王中 想要举行封禅大典的远不止上列数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

4.社稷

《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社是 土神，稷是谷神。建国以社稷为先，于是“社稷”也成为国家的代称。
祭祀社稷神在社稷坛。本来，社坛与稷坛是分立的，后来合而为一了。 相传共工氏之子名勾龙，能平水土，被称为“后土”，即社神；厉山氏之子 名农（一说名“柱”），能播殖百谷，被当做稷神。商汤灭夏，以周人的始 祖弃（后稷）为稷神。礼经说，天子有天子之社，诸侯有诸侯之社，大夫有 大夫之社，庶民有庶民之社，等级、规格各不相同。天子为天下群姓而立的 社叫太社，天子自立之社叫帝社或王社。诸侯为百姓而立的社叫国社，诸侯

自立之社叫侯社。大夫以下，以宗姓聚居而立社，大小也各自不同，或有州 社，或有里社。
社坛上树立着一个象征神位的“主”，或称“田主”。相传远古氏族各 有崇拜的树木，即所谓的“社树”，夏后氏用松树，殷人用柏树，周人用栗 树。后来规定各地用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树木作“社主”。继而演变成一块木 制的牌位。也有一些地方，一些时候采用石制的“社主”。
祭祀社稷神，最切近功利的目的是祈谷，因此有“春祈秋报”之祭。春 祈在社日（仲春之月吉日）举行，秋报在秋收后（孟冬之月吉日）举行，这 是社稷的正祭。汉高祖起义反秦，曾在丰县枌榆社祈祷。乃是乡里之社。汉 代国家立有太社、太稷，各县立有“公社”，每年春二月及腊两次祭祀。平 帝元始时，王莽言官社之外，应有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 后汉时合祭社稷。建武二年（26 年），在洛阳建太社稷，方坛，用五色土， 每年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
唐代将“籍田坛”看作是帝社，武后改为“先农坛”，祭祀神农。唐以 后，社稷坛制度逐渐稳定下来。天子太社，用五色土，社主用石条制作。只 有元代社坛不用五色土，全用黄土。明太祖又将社、稷合为一坛，建制与前 朝社坛相同，但社主只微露其尖，另用木制神牌，分建大社、太稷神位。明 永乐后及清代，社稷坛都在北京紫禁城端门之右（今中山公园内），每岁春、 秋二季仲月上戊日举行祭祀，由皇帝亲祭。地方府、州、县各有社、稷，亦 在同时祭祀，由地方官主祭。


三、宗庙祭祀


宗庙的设置，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本章重点介绍祭祀祖先礼仪的沿革。 古人认为，人死而为鬼，没有宗庙供奉享祀，鬼便没有归宿，宗庙正是祖先 的亡灵寄居之所。
在殷商甲骨文中，对祖先的祭祀已有较完整的制度，由于史料不足，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后代宗庙祭祀所沿用的制度，基本上还是周代的礼 制。

1.帝王宗庙祭祀

周人宗庙制度，一般认为：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七。 所谓昭、穆，是指宗庙中位次的排列，自始祖以下，父曰昭，子曰穆，按照 世次递邅排列下去。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五。大夫三庙， 士一庙。《礼记•祭法》则说，王立七庙一坛一墠（shàn，祭场），即考（父） 庙、王考（祖父）庙、皇考（曾祖父）庙、显考庙、祖考庙，另有远祖之庙 二，称为“二祧”（tiāo）。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即考庙、王考庙、皇 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大夫立三庙二坛，即考庙、王考庙、皇考庙。上士 立二庙一坛，即考庙、王考庙；中士、下士一庙，即考庙；庶士、庶人无庙。 汉代经学家刘歆认为，周人宗庙自始祖稷以下有文王、武王两宗没有列入七 庙的数目中，他们的庙称为“世室”，因此实为九庙。后代不少学者赞同此 说。不过，“七庙”也好，“九庙”也好，随着世代延续，总是不够的，对 于渐渐远去的“亲尽”之庙，礼仪规定有“毁庙”制度。即除始祖之外，不 在“七庙”之数的远祖的宗庙平时都不再加以祭祀，神主移入“祧庙”内， 藏在石函或专设的房间里，每当祫（xiá）祭时才拿出来。祫祭就是合祭，把 远近祖先的神主集中在一起进行总祭，三年一祭。
古时宗庙，天子、诸侯皆建于中门左侧，大夫则左庙而右寝。宗庙四周 有墙垣，又称“都宫”。都宫之内，诸庙都南向，昭庙在左，穆庙在右，依 世排次。祭祀时要卜筮选尸。尸是死去的先祖的代表。《通典•礼八》引《白 虎通》佚文说：“祭所以有尸者，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升自阼阶，仰 视榱桷，俯视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虚无寂寞，思慕哀伤，无所写泄，故 座尸而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尸一般由孙辈 小儿充任，祭男用男尸，祭女用女尸，也有祭夫妇共一尸，以妇人祔从于其 夫的。庙中的神主，木制，为长方体。通常用桑、栗等木制作，平时放在“祏”
（shí）中。“祏”是收藏神主的石函。祭祀时才拿来。后代木主演变为神位版。 宗庙祭祀用的鼎、彝、尊、觚等礼器，都是国家重宝，“宗彝”成为国家的 象征，必须妥为保藏，所谓“祭器不逾境”。“迁鼎”——国家的祭器被迁 走了，表示一个国家被灭亡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祭器也至为重要，“君 子虽贫不鬻祭器，虽寒不衣祭服”（《礼记•曲礼》），就是这个道理。祭 祀使用鼎彝礼器有一定之规。用于祭祀的牺牲与物品，都有代称，祭祀时不 得直呼其名。
周人宗庙祭享之礼，先有修除、择士、卜日、斋戒等准备工作。祭日入 庙后先到太室行裸（guàn）礼，用圭瓒舀了一种叫郁鬯的香酒灌地，使香气 到达地下，以告知鬼神降临受祭。祭祀用的食物，行礼后要分而食之，称为
“餕”（jùn），是食鬼神之余的意思。牲肉（生曰脤，熟曰膰）分赠给参加 祭祀的宾客或颁赐给同姓诸侯。
天子、诸侯宗庙的正祭，春曰祠，夏曰礿（yào，或作禴），秋曰尝，冬 曰烝，在四季的孟月举行，加上腊祭，每岁共五祀。祫祭是在太祖之庙合祭 祖先。当三年之丧毕，先祖神主将依次迁出一辈，这时举行祫祭。明年举行 禘祭。禘祭是三年或五年一次的大祭。正祭之外，又有“荐新”之祭，即按 照时令节序，将当令的新鲜果蔬品物奉享于宗庙。
古代行礼有“九拜”。《周礼•春官•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 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当然，祭祀并不是“九拜”并用。稽首是跪 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拜礼中最重者。顿首是引头 至地，稍顿即起，是拜礼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拱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 是拜礼中较轻者。这三拜是正拜。振动，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 是先拜而后稽颡，即将额头触地。凶拜，是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 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 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俯身拱身行礼。 推手为揖，引手为肃。其实也就是揖。这是军礼，军人身披甲胄，不便跪拜， 所以用肃拜。其他几种拜礼都是正拜的变通。
宗庙祭祀拜祖先，郊祀拜天拜神，以及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 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都行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 拜谒，行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空首礼答拜。吉拜礼行于各种 祠祭，凶拜礼是服三年之丧时所行的礼。上古时席地屈膝而坐，跪拜行礼不 象后来那样繁缛复杂，对此应有历史的观点。
秦代遵用天子七庙制度，宗庙在雍城、咸阳一带。秦始皇死后，胡亥尊

始皇庙为帝者祖庙。 汉初于长安立宗庙，但当时各诸侯王国也都立有祖宗之庙，直到元帝时
才下令废去。汉高祖死后，有每月出游高祖衣冠的礼仪，在高庙之外又别建
“原庙”，收藏高祖衣冠、车驾。宗庙之外，汉代帝王陵墓旁都建有寝殿， 仿其生前起居闲宴之所。这一制度为后代沿用。西汉末，赤眉军攻克长安， 焚毁汉家宫殿宗庙。光武帝徙都洛阳后，乃将西汉帝王 12 陵合入高庙，作 12 室。刘秀死后，明帝为他立了世祖庙。明帝临终遗诏，不准为他建立寝庙。 他死后，庙主藏于世祖庙别室内。其后，古礼为之一变，独立的昭穆之庙变 为“同堂异室”之制，即在一庙之内依世次别为若干室加以祭享。宗庙正祭 为四时孟月及腊，一岁五祭，后代基本上沿袭了东汉制度。
北宋起，宗庙祭祀时挂有先祖的“御容”（画像），而后又有塑像、金 像、玉石像等。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建景灵宫 11 殿，将原在各寺 观供奉的祖先的“神御”，全都迎入宫中。并合以帝后画像，按时荐享祭奠。 有人认为，这是汉代“原庙”制度的演变。景灵宫后来不断扩建，至北宋末 年已有斋宫廊庑 2300 余区，历朝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都绘有图像陪 祀。辽、金制度与宋相似。在金都衍庆宫中，金太祖画像有 12 幅之多，包括 立像、坐像、戎装像、半身像等等。元代供奉先祖的宫殿“神御殿”，亦称
“影堂”，画像由“纹绮局”织锦而成。祭仪采用汉制，但仍由蒙古巫祝致 辞。武宗至大时，宗庙神主曾改用纯金制作，结果立即成为盗窃的绝好目标，
30 余年间三次严重失盗。
明初有南、北二庙。嘉靖十三年（1534 年），南京太庙因火灾被毁，便 不再恢复，只将遗址筑墙封闭。北京太庙在紫禁城端门之左（今劳动人民文 化宫内）。嘉靖时曾改用古制，分立 9 庙。刚刚建好就被一场大火烧毁 8 庙， 只好仍旧采用同堂异室庙制。
清代盛京（今辽宁沈阳）太庙为四祖庙，祭祀始祖泽王以下四先祖。北 京太庙仍在端门之左侧，前殿供奉太祖太后神龛，中殿供奉列圣列后，后殿 供奉祧庙神龛，两庑东侧为诸王，西侧为功臣。每年清明、除夕、诞辰、忌 辰、中元（七月十五日）及四孟月祭祀，每月则有荐新之祭。除夕为祫祭， 将后殿、中殿神主全部移入前殿，皇帝亲率皇子、亲王行三跪九叩之礼。

2.大夫士庶宗庙祭祀

如前所述，大夫、士立庙依次递减，庶士、庶人不得立庙，这是宗法制 度严格规定的。大夫、士、庶祭祀祖先的礼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礼经规定的制度，大约是周制，主要内容有：
(1)继祢（nǐ，父死入庙称祢）小宗只立祢庙，继祖小宗只立祖、祢二庙， 继高祖小宗立高祖以下四庙，继别大宗则立始祖、高祖、曾祖、祖、祢五庙。
“别”，指别子，王族庶子称为别子，不得继承王位，别立为宗，叫做“别 子为祖”。这里还都是可以立庙的宗子。
(2)宗子之外的支子，不得立庙主，只能助祭于宗子之家。一 家之中嫡长 子及继承先祖之子为宗子，其他子弟皆为支子。支子如果要进行祭祀活动， 必须得到宗子允许。如宗子因故离国去家，由支子代为祭祀，则祭礼规格较 为简略，不荐俎，不为主人致嘏辞。
(3)庶子无爵则望墓为坛而祭。
(4)宗子可以有厌祭，即对殇者（未成年而死）的祭祀，庶子不得祭祀殇

者与无后者（没有后人），殇者与无后者只能从祖庙祔祭而已。 在周代，贵族中的大宗继承了王位或封国，而小宗、支子只能充任大夫、
士，或者降为庶人。宗庙祭祀十分集中地表现出宗法制度的等级差别和尊卑 次第。
第二个阶段是周礼的变通和改造，私庙制度逐渐完善。汉初公卿贵人多 在茔墓地建立祠堂，而不在都邑立私庙。这时旧的宗庙祭祀的规定随着社会 的动荡、变革而土崩瓦解。随着职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到南北朝时已开始按 照官职品秩高下确定庙祭的礼仪。如后齐规定，诸王及从二品以上官员祀五 世；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祀三世；正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祀二世；正 八品以下至庶人祭于寝。唐代规定，一品、二品四庙；加始封之祖共五庙。 三品三庙；四品、五品有兼爵者立三庙，六品以下至庶人祭于寝。清代规定， 亲王、世子、郡王建家庙七楹（犹七室），贝勒、贝子、宗室公建家庙五楹； 品官则一品至三品建家庙五楹，四品至七品与八、九品皆三楹，但广狭格局 不同；庶人在正寝设龛而祭。显而易见，这是改朝换代后的新权贵按照自己 的意愿对宗法制度的规定作出了相应的变动。

第三个阶段是宗族祠堂制度的出现，大致始于南宋。《朱子家礼》说：
“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 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祠堂分四龛，奉高、曾、祖、考四代神主，以西 为上。龛前各设供桌，置香炉、香盒之类。四时祭祀，卜吉而行。祭仪有参 拜、降神、进馔、三献、受胙等礼。祠堂制是对旧有的宗法制度的补充。一 方面，它反映了平民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人民被更牢固 地束缚在封建制度之下。


四、其他祭祀


我国古代祭祀项目甚多，各种神鬼难计其数，这里只能将历朝列入国家 祀典的比较重要的祭祀择要作些简介。

1.祀先代帝王

《礼记•曲礼》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 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对于“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 王，如帝喾、尧、舜、禹、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等，都要 举行崇祀。后来，受祭享的先代帝王人数越来越多。
秦始皇在巡游天下、经过名山大川时，曾经祭祀先代帝王。他到云梦， 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因为相传虞舜死后葬于九嶷。他到会稽，会稽有大禹陵 墓，于是祭祀大禹。后来历代帝王出巡，多仿效秦皇，祭祀先王。自汉代起， 开始为先代帝王维修或营建陵园，分别立祠祭祀。光武帝时，皇宫中有古代 圣贤帝、后画像，不过那大概还不是用于祭奠行礼的。
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在京城立有三皇五帝庙，另立庙祭祀三皇 以前诸帝，并且在先代帝王始创基业的肇迹之地分别建置庙宇，以时祭祀。 明洪武六年（1373 年），太祖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 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择历朝名臣能始终保守节义者 从祀。清代沿用此庙，初祀三皇、五帝等。后又改变原则，“凡为天下主， 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3)对于先代帝王的陵寝，清代祀典规定祭

祀三皇、五帝以下数十处，春、秋二季仲月致祭，或在陵寝筑坛而祭，或在 当地享殿行礼。凡皇帝巡游，途经先代帝王陵庙，皆有祭享之礼。清统治者 特别对明代诸帝陵墓，更是优礼有加。这显然是出于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巩 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

2.祀先圣先师

祭祀先圣先师是立学之礼，礼经并未实举其人。汉魏以后，逐渐以周公 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或者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代确定孔子为先 圣，颜回为先师，从此以后不再变更。对于孔、颜，历代帝王益封爵，赠谥 号，直至用天子之礼乐优加尊崇，祭祀典礼极为隆重。
《礼记》所载立学祀典，不过“释奠”、“释币”、“释菜”三项。“释 币”，即有事之前的告祭，以币（帛）奠享，这不是常行之礼。“释奠”， 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 堂或学子入学的礼仪。唐、宋以后一般只用“释奠”礼，既作为学礼，也是 祭孔礼，仪式则日趋繁琐。
祭孔始于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 年），当时孔子的地位并不高；汉平帝 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学校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始于东汉明帝永平 二年（59 年）。南北朝时，太学内已立有宣尼庙，祭祀时设轩悬之乐，用六 佾之舞，牲牢器具，依上公之例。每年春、秋二仲月，行释奠之礼；每月初 一，国子祭酒率博士以下及学生拜孔揖颜。各地郡学也都立有孔、颜之庙。 唐宋以后孔子封爵加至“大成至圣文宣王”，从祀弟子、贤人封为公、侯。 元代世祖时虽有一时贬黜孔子及儒家的举动，但成宗即位后立刻恢复尊孔。 直到明朝嘉靖时，世宗才废除所封孔子王号，取消了塑像，降低了原用天子 之礼的祀典规格，称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即建有孔庙。定都北京后， 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 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行三跪九拜之礼。雍正四年（1726 年）， 又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全体官民军士斋戒一日。在孔子故里（曲阜 阙里），春、秋祭祀与太学相同，其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也都以北京太 学为准式。

祭孔礼仪在文庙举行。唐玄宗又为姜太公师尚父立武庙，肃宗又追封姜 太公为武成王。其祭祀礼仪与祭孔类似。至明初，由于明太祖的反对，武成 庙才被废止。
宋代又有算学先师之祭。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 年），立黄帝为算学先 师，但典仪规格较低。

3.耤田与享祀先农之礼

《礼记》有“天子为籍千亩”，“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斋盛”的记载。
(4)耤或作“籍”、“藉”。耤礼，就是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的礼仪。农神， 也称“田祖”，又称为“先啬”，汉以后通称“先农”，认为就是教民耕作 的神农氏。耤田在春天举行。
耤田礼为历代帝王所遵循，而且仪式日趋繁复。南北朝时，在先农坛北 建御耕坛，围以青幕，供皇帝观看农夫耕种耤田情形之用。宋以后就直称“观 耕台”。
明、清时的先农坛都在正阳门外，为一成方坛，东南方有观耕台，耤田

时才加以陈设，附近又有神仓等建筑。今仍有若干古建筑保存。 耤田、祀先农是古礼之孑遗，本有重农、劝耕的良好意愿，但历代帝王
的亲耕耤田，表现与宣传个人的意味太重，难怪就连有的皇帝自己也说，耤 田是“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晋书•礼 志》）

4.亲桑与享祀先蚕之礼

天子耤田，王后就去采桑养蚕。礼经有仲春“后率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 的记载，亲桑、享先蚕之礼就是据这项活动而制定的。(5)
史书记载，汉代已有此礼仪，皇后率领公、卿、列侯夫人到东郊苑中采 桑，并以中牢羊、豕祭祀蚕神——苑窊（wā）妇人和寓氏公主。当时，宫中 蚕室养蚕在千薄以上（薄是养蚕的竹帘），蚕丝由织室纺织，用作祭服。魏 晋以后，亲桑礼与耤田亲耕礼比附，遂相应地建造了先蚕坛，又有皇后“采 桑坛”。
明嘉靖十年（1531 年）在西苑（今北海公园）新建先蚕坛，废去北郊安 定门外的旧坛。实际上，当时亲蚕礼只举行过几次，嘉靖十六年起干脆明令 作罢。清代的先蚕坛在西苑东北角（今北海公园后门一带），并有观桑台、 亲蚕殿、先蚕神殿等建筑，但皇后很少亲自莅临，常派嫔妃或官员代祀。
历代所祀蚕神各有不同。后齐曾祀黄帝轩辕氏为先蚕，后周又以黄帝之 妃西陵氏为先蚕。西陵氏名嫘祖，后代民间养蚕，多祭嫘祖为蚕神。另有一 说，房星天驷为先蚕。因此，祀先蚕也有祭天驷星的。

5.享先医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 年），将三皇定为先医，令天下郡县加以祭祀。 明、清沿用其制，皆在皇宫内太医院设殿享祀。每年仲春上甲日由皇帝遣官 或太医院正官主祭，全体医官陪祀。

6.五祀

五祀指祭祀门、户、井、灶、中霤，也有作户、灶、中霤、门、行的。 五祀与五行、四季、五脏等搭配，春祀户；夏祀灶；季夏之月（六月）祀中 霤，中霤即中室；秋祀门；祭井也在冬季。汉魏时，都按季节行五祀，孟冬 之月“腊五祀”，总祭一次。
唐、宋、元时又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中霤、国门、国行、 泰厉、户、灶。这里的“司命”，不是星辰，而是宫中小神，相传主督察人 的年寿、行为、善恶。泰厉是无人祭奠的野鬼，主杀害。明、清两代仍祭五 祀，岁终在太庙西庑下合祭。清康熙以后，罢去门、户、中霤、井的专祀， 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这就同民间长期流传的灶王爷（灶神）腊月二十 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了。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的习俗。

7.高禖（méi）

高禖是乞子之祀。《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 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玄鸟就是燕子。《诗经•商颂•玄鸟》：“天 命玄鸟，降而生商。”古代相传，简狄吞鸟卵，而生契。契是商民族的始祖。 高禖是求子之祭，在玄鸟由南方北归之日举行，可能与此故事有关。一说高 禖之神是女娲。清代学者王引之认为，“高”是“郊”的假借字，所以祭于

郊外。看来，高禖是远古妇女乞求生育之祭的延续和发展。 高禖之祭，设坛于南郊，后妃率九嫔等参加。 高禖之祭始见于《汉书•武五子传》。汉武帝年二十九始得太子（戾太子），乃“为立禖”。魏晋南北朝，各国皆有高禖之祭，但直至唐、宋时才 依照礼经制定了礼仪。宋代高禖坛，以青帝为高禖，于春分之日行礼。金代 高禖祀青帝，在皇城之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正位祭的是昊天上帝，台下 才设高禖神位。
清代无“高禖”之祀，而有“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之祭，又称“换索”， 据说主要目的是保婴。司祝歌祷辞云：“聚九家之彩线，树柳枝以牵绳，举 扬神箭，以祈福佑，以致敬诚。某年生小子，绥以多福……。”（《清史稿•礼 四》）这是满族的传统习俗。

8.傩

傩（nuó）是驱除疾疫之礼，《周礼•夏官》有“方相氏”，蒙熊皮，以黄金 为四目，著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于季春、仲秋、季冬三时为傩礼， 索室驱疫。东汉时，傩礼在腊日前一天举行，也称为逐疫。

9.蜡腊

蜡（Zhà）、腊本是两种祭祀，蜡祭百神，为报答一年来恩佑之功；腊， 原写作“腊”，祭先祖、五祀。有人认为这是同日异祭（隋杜台卿《玉烛宝典》）； 有人则认为是同祭异名（汉蔡邕《独断》）。按《礼记•郊特牲》“天子大 蜡八”，蜡祭八神都是与稼穑年成有关的神。腊祭则是用狩猎获取的禽兽祭 享祖先。虽然两种祭祀起初并非一事，大概因为它们都是岁末的合祭，后来 便混为一谈了。
史书记腊祭，始见于《左传》。虞君不听宫之奇劝谏，假道晋军伐虢， 宫之奇叹曰：“虞不腊矣！”时在鲁僖公五年（前 655 年）。《史记》记秦 惠文王十二年（前 326 年）初行腊祭。秦始皇信从歌谣之言，腊祭更名为“嘉 平”。汉代仍改为腊，祭祀宗庙、五祀、百神，慰劳农夫，大飨燕饮。后蔡 邕又有“五帝，腊祖之别名”的说法，因而各朝都依五行相代理论选择腊祭 之日。
北周时，腊祭又称蜡祭，于十一月祭神农氏、伊耆氏等。 隋初沿用周制，定孟冬下亥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开皇四年（584
年），隋文帝下诏，停止原行蜡祭，改为十二月举行腊祭。唐贞观十一年（637 年），定蜡腊之礼，于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卯日祭社稷于社宫，辰日 腊享于太庙。祭礼同圜丘祭祀。
宋代以十二月戌日为腊日，建蜡百神坛，同日祭社稷，享宗庙。神宗元 丰时又改为腊祭前一天蜡祭百神，四郊建四坛，各祭其方之神。南宋绍兴时 定蜡东方、西方为大祀，蜡南方、北方为中礼。元、明后，国家祀典已无蜡 腊之祭，但地方州府或有“八蜡庙”，蜡腊之祭仍在民间举行。


历代礼书“吉礼”事项最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周密而庞大的神鬼 体系，几乎可以说无处不有神鬼，无物不有神鬼，这里所介绍的，仅是纳入 国家祀典的、比较重要的神鬼祭祀。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39:17

第二节 嘉 礼


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周礼》说，嘉礼是用 以“亲万民”的，主要内容有：
——饮食之礼；
——婚、冠之礼；
——宾射之礼；
——飨燕之礼；
——脤（shèn，社稷祭肉）膰（fán，宗庙祭肉）之礼；
——贺庆之礼； 在等级制度下，无论什么礼仪，都随地位的尊卑贵贱而有仪节繁简多寡
的不同，不可能对“万民”一视同仁。《周礼》所说的嘉礼的几项内容，后 代也有不少变化，这里从飨燕饮食、冠、射、乡饮酒、养老优老、帝王庆贺 等七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飨燕饮食之礼



1.飨燕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上古时， 飨、燕是有区别的。飨礼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但并不真吃真喝， 牛牲“半解其体”，并不分割成小块；献酒爵数有一定之规。燕礼在寝宫举 行，烹狗而食，主宾献酒行礼后即可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所以，有人说：
“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6)飨礼规模宏大，有一定之规，重点在礼仪 往来而不在饮食。
燕礼当然也有一定的礼仪规范，但重点是吃喝。燕，就是“宴”，二字 是通假字。
秦、汉以后，飨、燕之礼很少有人完全照搬礼经的规定去做了，但历朝 天子宴群臣，犹有旧礼遗风。汉、魏时元旦（大年初一）朝会、晋时冬至小 会以及唐代圣诞（皇帝诞辰）朝贺之后，都有筵宴，称为“大宴”。其他节 日，如立春、上元、寒食、上巳（三月三）、四月八日（浴佛节）、端午、 七夕、中秋、重九等，皇帝也常赐宴，称为“节宴”，宋代称为“曲宴”。 另外，国家有大庆、大礼、事功告成及宫室落成等，也多设宴庆贺。两汉大 宴仪注，只散见史书中，已无完整程式的记载。唐《开元礼》才有大宴的详 细仪注。大宴气氛一般比较严肃。节宴（曲宴）则比较轻松活泼，通常不在 正殿，而在园林楼阁举行。唐玄宗时，还有宴会中从楼上撒金钱，让百官在 楼下争抢的作法。五代时，又有臣子捐交“买宴钱”，请皇帝赐宴的。这也 是一时的风气。
明代宴会分大宴、中宴、常宴、小宴。大祀天地后之次日、正旦（正月 初一）、冬至及万寿节（皇帝诞辰）为大宴。大宴行酒九爵，中宴七爵，常 宴三、五爵。宣德后，对级别较低，不参加大宴的官员、监生发给钱钞。清 代初期大宴食用烤肉，牲酒，由各亲王、世子、郡王等进献。宴乐则杂用汉 古乐、蒙古乐歌、满舞，后亦逐渐汉化。

2.饮食之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这里说的
“饮食”也是宴饮，通常专指宗族之内的“宴饫（yù）”，而不是日常家居的 饮食。族宴，指宗族兄弟合族宴饮，大抵有两种，一种是逢祭而宴，一种是 以时而宴。


二、冠礼（笄礼）


冠礼是成人礼，是给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在氏族社会， 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要参加一种“成丁礼”，这样才能成为自己部落的正式 成员，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冠礼应当是从这种“成丁礼”演 变而来的。《礼记•冠义》说，冠礼是“成人之道也”，“将责成人礼焉也”， 要按照“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四个方面的礼的规范加以约 束，使之成为具有“孝、悌、忠、顺”完美品德的人。礼经中只存《仪礼•士 冠礼》。
“男子二十而冠”，冠礼要为冠者加三种形式的冠：一种叫缁布冠，以 黑麻布制作；一种叫皮弁，以白鹿皮制作；一种叫爵弁，也称玄冠，以赤而 微黑的细麻布制作。缁布冠只在冠礼上使用一次，易服换上玄冠后即废弃不 用。据说，那是太古之制，冠礼首先加缁布冠，表示不忘本初。礼仪完毕， 要由宾为冠者取“字”。宾、主、冠者都站在堂下阶前，宾致辞道：“礼仪 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曰伯某甫。”（《仪礼•士冠礼》）如果不是长子，则依行第以仲、叔、季 等命字。命字以后，名只用于自称，除了君王、父祖，别人不能直呼其名而 只能以字称呼。


上述冠礼指“士冠礼”，天子、诸侯的冠礼，古籍各说不一，难以考定。 如加冠年龄，就有“十二岁说”（《左传•襄公九年》）、“十五岁说”（《通 典•嘉礼》）、“十九岁说”（《荀子•大略》）等。据《大戴礼记》等书 所述，其与士冠礼的主要不同是加四冠，即“三加”之外又有“玄冕”。这 是一种顶上有一块前圆后方的冕板（綖，yán）、前后带旒的冠。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王嬴政九年（前 238 年），“王冠，带剑”， 当时，嬴政已 21 岁。
汉代皇帝冠礼称为“加元服”。“元”即首，冠是首之所著，所以称“元 服”。皇帝的四种冠是缁布冠（后汉改为“进贤冠”）、爵弁、武弁、通天 冠，通常在正月甲子或丙子吉日举行。士庶冠礼较简单，据何休所制冠仪， 大致参用《仪礼•士冠礼》仪式，但是只加一冠，还简化了程式。
魏、晋时，皇帝的冠礼，也只用“一加”，皇太子用“再加”，王公、 世子才用“三加”。皇帝的冠礼在正殿举行，而且开始用音乐伴奏。北魏时， 孝明帝为加冠而改元，这一年改为“正光元年”（520 年）。后齐皇帝加冠， 还用玉、帛告祭圜丘、方泽，用币告祭宗庙。这一制度也为后代帝王沿用。 唐代皇帝的冠礼只加一冕（衮冕）；皇太子、亲王等仍用“三加”（缁 布冠、远游冠、衮冕）。宋代《政和五礼新仪》定“庶人子冠仪”为“二加”， 一帽，一折上巾。但司马光《书仪》里的冠仪，仍用“三加”，初加巾，次
加帽，三加幞头。 明代皇帝仍为“一加”。皇太子“三加”，为翼善冠、皮弁、冕旒。庶
人冠礼仍与《书仪》冠仪相同。清人没有冠礼。

笄礼

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女子在 15 岁许嫁之时举行笄礼，结发加 笄，也要取“字”。结发是将头发梳成发髻，盘在头顶，以区别童年时代的 发式。礼经中并无笄礼详文。梁代贺瑒说，笄礼由主妇为笄者结发著笄，由 女宾以酒醴礼之。女子到了 20 岁，虽然还未许嫁，这时也要举行笄礼，表示 今后要以成人相待。
《宋史•礼志》对公主笄礼有较详叙述，其礼大体依据男子冠礼演变而 来。笄礼始加冠笄，再加为冠朶，三加为九翚（huī，山雉）四凤冠，笄礼在 宫中殿庭举行，皇帝亲临。祝辞及取字之辞也都套用男子冠礼。礼毕，公主 拜见君父，聆听训辞：“事亲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溢 不骄，毋诐毋欺；古训是式，尔其守之”。然后，笄者再接受皇后、妃嫔的 祝贺。
笄礼至明代即废而不用。民间女子婚嫁时将头发挽束成髻，用簪子固定， 与婚前发式明显不同。这也算保留了些许笄礼遗风。


三、射 礼


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 射礼；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 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 射礼前后，常有燕饮，乡射礼也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
大射前燕饮依燕礼，纳宾、献宾、酬酢及奏乐歌唱娱宾，宴毕而后射。 掌管大射礼仪的司射，袒露左臂，执弓挟矢到阶前请求射礼开始，有司将弓 矢献给君王，并设置计算成绩的“中”和算筹，以及惩处违礼者用的“扑”。 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
“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 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
《史记》、《汉书》皆不记宫廷有大射之礼。《通典•军礼》记载，汉 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年），与诸儒于石渠阁讲论经义，议及大射礼与乡射礼 用乐之区别。《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二年（59 年），“临辟雍，初行 大射礼”。这是史书始见记大射之礼。
两汉时，军队中别有一套秋射比试之法。东晋咸康时，庾亮曾依据礼经 制定乡射之礼。后齐的射礼，史籍记载较详，每年三月三日及季秋举行，季 秋为大射，在专设的“射所”行礼。三月三日射礼规模较小。


唐代在射宫举行射礼，每年三月三、九月九两次，射礼基本上照礼经制 定，但必由皇帝初射，群官射中者有赏赐。开元初，有人奏告射礼“耗国损 人”，“既不观德，又未足威边”，曾一度取消。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 玄宗又以“永鉴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而去礼”为理由， 恢复秋季大射。（《通典•军礼》）但仍未能持久。五代时亦未见有射礼举 行。
北宋大体沿用唐代制度，南迁后即未见记载。辽、金、元各有其俗，射 法与中原古制不同。明太祖比较重视射礼，洪武三年（1370）举行大射礼。 他认为，只由武夫弯弓习射而文士不解弧矢之道，是不对的，下令太学及郡

县学生都要学习射箭。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并未长期执行。《明集礼》所载
“射仪”，较礼经规定减省许多程式，参加者还包括“各官员子弟”及“士 民俊秀者”。
清代射礼在大阅及秋狝（xiǎn）(7)时举行。康熙十二年（1673 年）， 阅兵南苑，树侯而射。康熙帝亲射五矢，箭箭中的；驱驰而射，一发又中， 遂传为佳话。这也可以看到清初对骑射军训的重视，而后世八旗子弟之散漫 怠惰，不知习武骑射，两相对比自有霄壤之别。

投壶之礼

与射礼相仿的还有投壶之礼。有人推测投壶乃是射礼的变异，或者由于 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者由于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官比耦，因 而以投壶代替弯弓，以乐嘉宾，以习礼仪。
投壶，以箭矢投入壶中为胜。壶束颈鼓腹，壶中盛以小豆，使箭矢投入 后不至于弹出。箭矢用柘木削制而成。投壶可在室中、堂中或庭中举行。壶 放置在与主、宾席距离相等的位置，一般约距投射者二矢半。根据箭矢的长 短，实际距离也略有变化。
投壶时，先由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派人拿着壶，到来宾面前，请求以 投壶娱乐嘉宾。宾主拜揖行礼，司射放好壶、中、算，宣布投壶之令（规则）， 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 入亦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等。
投壶之礼春秋时多见。《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侯、齐侯投壶燕饮。 晋侯先投，中行穆子致祝词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 师。”一投而中。轮到齐侯投时，他也举矢祝道：“有酒如渑，有肉如陵， 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也把矢投进了壶中。在投壶的娱乐中，也包寓着政 治斗争的风云。汉代画像石上也有《投壶图》，（图 3）魏晋时宫廷中投壶 的游戏仍很流行。


图 3 投壶礼
（据《南阳汉代画像石》） 按：左侧一人犯规被罚。立者左手持扑，是司射。


四、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敬贤尊老之礼。《周礼•地官•乡大夫》说：“三年则大比， 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 之。”郑玄归纳乡饮酒礼的意义有四项：一是选拔贤能；二是敬老尊长；三 是乡射，即州长习射饮酒；四是卿大夫款待国中贤者。（《仪礼•乡饮酒礼》 孔疏）乡饮酒是基层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汉代乡饮酒礼与郡县学校祀先圣先师之礼同时举行。后汉光武帝建武五 年（29 年），伏生的后人伏湛为大司徒，上书奏行乡饮酒之礼。以后历代帝 王常以乡饮酒礼为推行教化的手段。隋代，国家在国子寺举行乡饮酒礼；郡 县则在当地学校行礼，每年一次。唐贞观六年（632 年），太宗诏令天下州 县长官每年都要举行乡饮酒礼。自从实行开科取士之制后，考生在州县试毕， 长吏即以乡饮酒礼招待，“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讲管弦，牲用少牢，

歌用《鹿鸣》之诗”。（《新唐书•选举志》）这是后代“鹿鸣宴”之滥觞。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 年），又开设了武举，也以乡饮酒礼送武举考生往兵 部。《开元礼》“乡饮酒之礼”大致据《仪礼》制定。宋代乡饮酒礼在贡士 之月举行，以本州学校将升入太学的上舍生(8)与州之群老一起作为众宾，由 地方行政军事长官为主人，依礼饮酒。南宋宁宗庆元中，朱熹据《仪礼》改 定乡饮酒礼，一些推崇古礼的学者遵行。


明洪武初规定每年孟春正月及孟冬十月举行乡饮酒礼。有司与学官率士 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各行省所属府、州、县也都照例举行。民间则以里社 百社为一会，由粮长或里长为主席，于春、秋社祭时举行。乡饮酒礼规定有
“读律令”的仪式，“执事举律令案于堂之中，读律令者诣案前北向立读”，
“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明史•礼志十》）律令读罢后，还宣读刑 部编发的其他有关文书，并有训诫致辞。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规定里社 饮酒之礼。里社成员分善恶三等分别就席。凡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为上 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答招犯在官者又为一等，其曾犯奸盗诈 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徙流重罪者又为 一等。三家子弟亦各自分别三等坐次，不得混淆。如有不遵序坐者，以违制 论处，可以告官流放。明代乡饮酒礼，已把宗族宗法活动与基层政权建设揉 合为一体，明显地具有对人民加强控制和统治的目的。
清代沿用明制，也有“读律令”的仪式，孟春望日及孟冬朔日于学宫行 乡饮酒礼。由学校教官充当司正，行礼致辞说：“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 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 内睦宗族，外和乡党……”(9)照搬了明代“读律令”后的训诫致辞。这些话 倒是将乡饮酒礼的作用讲得清清楚楚。乾隆时，曾对乡饮酒礼作过一些统一 的规定，删削某些繁缛的礼节，令乡饮不得旷久。清初，地方乡饮酒礼费用 皆取于公家，道光以后因军饷开支骤增，始改由地方备办。随着清帝国日趋 衰落，乡饮之礼亦渐次式微，各地大多不再举行。


五、养老、优老之礼


我国有养老、优老的传统，古礼中对此有详细规定。《礼记•王制》说：
“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 至”，“九十使人受”，这虽是儒家的理想制度，但对历代都有很大影响。 国家要养的老人有三种，一是贵族中的老者，称为“国老”；二是平民中的 老者，称为“庶老”；三是为国捐躯者的老人，称为“死政者之老”。
养老作为一项礼仪活动，主要形式是天子在太学中宴飨三老、五更与众 老。汉代通常认为三老、五更各为一人，分别由高级官吏中的老者担任。“更”， 指阅世久深。三与五，据说取象于三辰、五星。汉代学者蔡邕认为，三老应 是 3 人，五更应是 5 人，“更”乃是叟字之讹，也是老的意思。他的意见平 实易懂，但是历来赞成他的见解者却不多。宴飨三老、五更，要为他们专设 宾客之席，天子亲自到陈列酒馔处省视酒醴及珍馐佳肴，到门外迎接三老、 五更。入门奏乐，主人亲行酌献之礼。“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西 酳，冕而总干”。(10)
优老是指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往往由国家颁布律令加以施行。如在田 役方面，规定 80 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中可免除一名男丁的田役；90 岁以上

的老人，全家免除田役。在道路交通方面，规定车辆、行人见到老人要主动 让路躲避。在刑律方面，规定 70 以上不得为奴，80、90 虽然有罪，亦不加 刑。礼经的这些主张，对后世的优老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汉初，刘邦即颁布养老、优老的命令。他规定，每乡择乡三老一人，每 县择县三老一人，作为地方军政官员的顾问，“以事相教”；每年十月岁首， 赐给酒肉。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颁布养老令，规定 80 以上老人每月给 米 1 石，肉 20 斤，酒 5 斗，90 以上每年又赐帛 1 匹，絮 3 斤。根据文献及 武威两次出土的简册材料，两汉时期养老、优老的法令还有以下的内容：
(1)高年老者赐给鸠首王杖，地位相当于年俸六百石的官吏，有出入官 府，行于驰道（皇家道路）之旁的权利。
(2)吏民如有骂詈殴辱、损坏其王杖者，以逆、不道之罪论处。（逆、不 道之罪，将处以死刑。）
(3)种田免租，为市免赋，允许经营一般人所不许经营的卖酒的生意。

(4)假如不是为首杀人，可以免于治罪。 出土简册记载了许多案例，当时犯有欺辱老人之罪的官吏、平民，确实受到
“弃市”（死刑）的惩处。可见养老、优老法令在两汉是得到比较严格执行 的。
北魏时，又有为高年老人授名誉官职的办法。当时，授官在板上书写姓 名，如后世之委任状。孝明帝曾给京师地区百岁老人授予大郡板（即大郡太 守），90 以上授予小郡板，80 以上授予大县板（大县令），70 以上授予小 县板；地方上的老人则减等授板。这虽然只是虚衔，但是也总表示了一种恭 敬之意。正光四年（523 年），孝明帝又下诏对年满 70，应当退休的官员给 予优惠照顾；不愿意退休者，可以不退。对于才能不足而愿意退休者，发给 一半的俸禄。后来，隋代对七品以上的退休官吏，也有一定数量的米谷供应。 金代天德三年（1151 年），沂州一名男子犯罪应处以死刑，但家中老母 有病而别无侍奉之人，海陵王特准免予一死，命在家奉养老母。这是“独子
留养”制度之始，后来定为法令，历代多沿用其例。 明洪武时规定，老人贫无产业而邻里称善者，80 以上每月给米 5 斗，肉
5 斤，酒 3 斗；90 以上每年加给帛 1 匹，絮 5 斤。永乐时，又准许 70 以上老 人家中可有一丁免役侍养。天顺、成化时，规定四品、五品退休官员 70 以上 不能自给者，每岁供米 5 石。百姓 90 以上者，每岁设宴款待一次，百岁以上 由官府供给棺具。清代沿用明制，康熙时又规定，给百岁老人“升平人瑞” 匾额，赐银建牌坊；节妇百岁给“贞寿之门”匾额，也赐银建牌坊。
历代养老、优老的法令和规定，体现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方面，然 而，封建官僚体制又阻碍了它的实施与贯彻。汉文帝曾慨叹地方官吏把陈粟 发放给老人，有悖于养老之意。明太祖也仍然在担忧，“虞有司奉行不至”。 雍正元年（1723 年）诏书说道：“地方赏老人者，每州县动支数千金，司府 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清朝通典•嘉 礼七》）


六、帝王庆贺之礼



1.帝王即位改元

《尚书》之《顾命》、《康诰》篇写到周成王死后，康王告殡宫而即位 的典仪，这是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帝王即位礼的记载。与即位相关的是“纪元”。 所谓“纪元”，就是“纪一君之终始”（清秦蕙田编《五礼通考》引方观承 语）。新君改元，自有肇兴代终之义。第一年称为元年。我国历史有可靠纪 元记载的是西周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 841 年。
秦王嬴政灭六国，并天下，自认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遂改称“皇帝”，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自称为“朕”，皇帝之命曰“制”， 令曰“诏”；根据五德终始之说，认为秦代周，秦得水德，其方色上黑，衣 服、旄节、旌旗皆以黑色为上，数以六为纪。（《史记•秦始皇本纪》）但 史书不见有其他庆典礼仪。
汉五年（前 202 年），刘邦灭项羽，诸侯、将相拥立刘邦为皇帝。当时 刘邦地位并未十分稳固，他辞让再三，后在汜水之阳建即位坛，即皇帝之位。 其礼已不可考，大约应有祭告天地等仪式。文帝在诸吕之乱后由代王而被迎 立为帝，即位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赐女子每百户牛一头，酒十石，酺 五日（平时不得群饮，此时特许聚会饮食）。（《史记•孝文本纪》）即位 之日，至高帝庙中拜谒行礼。文帝纪元，至十六年时，有阴阳家新垣平伪刻
“人主延寿”玉杯进献，又诡称天象有变异，应当及时改元，因而以十七年 更为元年。在此之前，战国秦惠文王十四年也有更元之事，但事因不明。后 代帝王在位期间改元，往往因为有某种祥瑞或灾异，或者是为了纪念某一事 件。
自古帝王并无年号，年号起于汉武帝。《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武帝即 位十余年后，“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 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有人指出，武帝始创年号，实起 于元鼎（元年为前 116 年），这以前的建元、元光等年号都是后来追认的。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后汉光武帝即位，建坛场，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水、火、雷、风、山、
泽），望于群神，祝辞而祭。建元建武，大赦天下。其后，开国之主多举行 燔燎告天之礼，如三国蜀帝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 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等等。
继嗣之君改先帝年号，一般在即位后第二年。但是，历代常有例外。刘 备于章武三年（223 年）四月卒，后主刘禅于五月即位，马上改元建兴；司 马炎太熙元年（290 年）四月己酉卒，晋惠帝司马衷当天即位，改元永熙。 在礼学家看来，这都是大乖旧典，贻人口实的非礼之举。
北周静帝禅位于隋，静帝遣太傅奉策书、大宗伯奉皇帝玺绶，交给将即 位的隋国公、相国杨坚。杨坚自相府入皇宫，在临光殿备礼即位，并在南郊 设坛，遣使柴燎告天；又告谒祖庙，大赦，改元。这是所谓的禅让即位。
禅让，又有父王让位于太子的，叫“内禅”。唐睿宗李旦，太极元年（712 年）五月改元“延和”。七月，有彗星入于太微座，李旦听信星相家之言， 执意要“传德避灾”，让位于太子李隆基，自己当太上皇。李隆基即位后， 祭享太庙，大赦天下，改元“先天”。一年之内，数次改元。
禅位改元的又有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805 年）正月，唐德宗卒；三 天后，顺宗即位，本不改元，到了八月，顺宗禅位，立皇太子李纯为帝，自 称太上皇，改元“永贞”。李纯即位后，第二年又改元“元和”。
五代时，即位改元制度混乱，如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友珪所弑，改元

“凤历”；次年其弟友贞又杀友珪，废除“凤历”年号，却又沿用朱温原有
“乾化”年号，两年后才改元。后汉高祖刘知远建国即位，却仍沿袭后晋高 祖石敬塘的“天福”年号，次年才改元“乾佑”。其子后汉隐帝刘承佑继位 后，又不改元，沿用其父“乾佑”年号直至被废黜。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高宗内禅，令皇太子赵眘即位。六月， 行内禅之礼。在紫宸殿设仪仗，宰臣文武百官列班肃立，高宗出宫，鸣鞭， 禁卫、仪仗及内侍迎驾，高宗升御座。文武大臣上殿与高宗拜辞，奏敬仰、 依恋之类言词。高宗则勉励大臣悉力以辅佐嗣位之君。君臣为之泣涕。大臣 退下，高宗亦退入内宫。然后，宰臣文武百官立班听宣诏，听毕再拜，舞蹈， 三呼万岁，再拜，再至殿下立班，迎候新皇帝。禁卫、仪仗迎新皇帝出，鸣 鞭，内侍扶皇帝至御榻，皇帝先不肯就座，内侍传太上皇圣旨，请皇帝就座， 皇帝方才坐下。但故意东向，或西向，而不南向。文武百官先称贺，再拜， 舞蹈，三呼万岁。宰臣上殿，请新皇帝南面而坐，经再三推辞，皇帝终于面 南坐正。宰臣退下，皇帝回内宫，鸣鞭，百官退出。翌日，新皇帝至德寿宫 朝见太上皇，文武百官在宫门外迎驾。太上皇即御座，新皇帝上殿拜，奏圣 躬万福。百官亦拜，又搢笏三舞蹈，三叩头，出笏，三拜。南宋后又有孝宗、 光宗内禅，大致依照此例。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时，于南京钟山之阳设坛，祭祀天地，祝告上帝，丞 相率百官拜贺舞蹈，三呼万岁。卤簿（仪仗）导从到太庙祭拜四世先祖，告 祀社稷。然后，服衮冕御奉天殿，用大乐鼓吹，鸣鞭，百官上表祝贺，捧表 展读；群臣四拜三舞蹈，拱手加额，三呼万岁，出笏俯伏，再随音乐四拜。 贺礼毕，皇帝册拜皇后，册立皇太子，并以即位诏告天下，建元“洪武”。 自明代起，建元之制为一帝一年号，终其世而不改。先帝卒，继嗣之帝于当 年仍沿用旧纪年，次年改元。
清太祖即位，焚香告天，率贝勒、群臣三跪九叩行礼。然后由贝勒率各 旗属庆贺。太宗皇太极，天聪十年（1636 年）改元“崇德”，建国号大清， 筑坛，备卤簿。率群臣诣坛告天，再登坛升座，贝勒等三跪九叩。皇帝接受 御宝（印玺），宣读官读满、蒙、汉三体表文。翌日，群官到宫中上表称贺， 皇帝赐宴，颁令大赦。
乾隆六十年（1795 年），高宗内禅。先遣官祭告太庙、太社，太上皇御 太和殿，嗣皇帝（即仁宗）与王公、百官侍立，再跪听宣读传位诏书。太上 皇帝将御宝授予嗣皇帝，嗣皇帝跪受，然后率群臣行九叩礼，鸣鞭，奏乐。 太上皇回内宫。嗣皇帝退至保和殿，再御中和殿，众官员列班行礼。礼毕， 至太和殿登极。奏乐，宣读登极贺表，再行礼。嗣皇帝回内宫，礼部镌诏书 颁行天下。明年，改元“嘉庆”。

2.朝礼

朝礼是帝王与大臣上朝办理政务之礼，主要涉及听朝之场所，听朝之时 间，以及与听朝相关的仪式。礼经说，天子之宫有五门——皋门、库门、雉
（中）门、应（正）门、路（寝、虎、毕）门；有三朝——外朝、治朝、燕 朝。诸侯三门——库门、雉门、路门；有三朝。“皋”，通“高”，在最外。
“库”，指府库。“雉”，指画雉于门，因为居中，故又称“中门”。“应”， 指应治出政，又称“正门”。“路”是大的意思，指寝门，因画虎于门，又 称“虎门”；门到此为止，故又称“毕门”。外朝，天子在库门之外，诸侯

在库门之内。国家有大事，致万民而询则在外朝，不是常朝之处。治朝，在 路门外，乃每日常朝听政之处。燕朝，在路门内，路寝之庭，是与公族、宗 人议事之所，乃退朝后理政之处。
朝之所以称为朝，因为通常都在清晨入宫廷理事。《孟子•公孙丑》云：
“朝将视朝”；《诗经•齐风•鸡鸣》云：“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古之 君臣鸡鸣天明之时入朝，而未明之时即已起身上路。群臣俟君王临朝，拜揖 行礼，王答礼，就位。然后听事理政。事毕，退朝入路寝。群臣各自回到各 自的治事之所。
秦代朝礼不得其详。泰山刻石说秦始皇“夙兴夜寐”；《史记•秦始皇 本纪》说他审阅奏书，“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没 有提到上朝之礼。不过，赵高对秦二世说：“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 示群臣短也。”“其后，公卿稀得朝见”。可见，这之前仍有常朝制度，君 臣当廷议决政事。
汉代朝礼为叔孙通所定。朝臣平明前以次入殿，趋行示敬。门廷中陈车 骑戍卫，设仪仗旗帜。功臣、列侯、将军、军吏站立于西方东向，文官丞相 以下站立于东方西向，大行官（掌宾客礼）设九宾传告皇帝乘辇出房，百官 执戟传警。皇帝南面就座，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按秩位高下以次跪拜行礼。 百官出入宫门有“门籍”，上书姓名状貌，无籍者不得进入。大臣有事，常 朝之外可以到内宫奏事。在朝官员每 5 日一洗沐，得休假 1 日。因病可以告 假，病假以三月为限，超过 3 月一般要免去官职。
汉地节二年（前 68 年），宣帝亲理国政，每 5 天一听朝，自丞相以下各 奉职奏事。这一制度后代大多沿用，所谓“历代通规，永为常式”。
三国魏制，皇帝每月朔、望听朝，公卿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辩得失。 晋代皇帝却常常不亲临朝堂，朔、望之朝往往为公卿会集议论政事。北魏高 祖在日中集群臣于朝，日中之前由大臣讨论；日中之后，君臣共议可否，将 奏案读过，由皇帝裁决。
隋初，文帝每日清晨临朝，《隋书》称他为“日昃忘倦”。唐初，皇帝 每月朔、望在太极殿坐而视朝，而两仪殿为常日听朝视事之所。据两唐书《职 官志》说，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入朝；文官五品以及监察御史、员外郎、 太常博士每日朝参，称“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3 日一朝，称“九参官”
（每月 9 次入朝）；五品以上 5 日一朝，称“六参官”；弘文、崇文馆、国 子监学生四时参。各按品秩高下有不同的规定。贞观十三年（639 年），因 为当时天下太平，政简事少，所以常朝改为 3 日一朝。后来又改为 5 日一朝。
《开元礼》有“朔日受朝仪注”。是日，皇帝于太极殿受朝，御座在北壁南 向，外设御幄；乐队在殿中，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 文武官三品以上在南，六品以下在其后。皇帝出宫前，通事舍人引导四品以 下百官先就位，然后奏乐，击钟鼓，皇帝乘舆而出，自西房就御座，乐止。 通事舍人再引导三品以上大臣入门，亦奏乐。典仪使指挥群臣行拜礼，共两 次“再拜”行礼。舍人引北向而立，百官退出。侍中跪奏礼毕。皇帝降座， 奏乐，御舆入东房，乐止。舍人再引东、西文武大臣退朝。朝毕，有“赐食” 制度，三品以上升殿而食，四品以下则在廊下赐食。百官朝参，要穿著规定 的朝服，不按规定穿著，扣除一月俸禄。如果无故缺席不到，扣除一季俸禄。 由御史负责点班。但是，天雨、天雪以及严寒、酷暑，通常有敕诏停止朝参。 朝参时其他禁例还有很多，如语笑喧哗、执笏不端、行立迟慢、立班不正、 趋拜失仪、穿班穿仗、无故离位、廊下饮食行坐失仪、非公事入中书等等。 以上禁例，凡有违犯者皆扣除一月俸禄。
古礼百官入朝要“趋”，即快步疾走，表示虔敬之意。天宝六年（747 年），唐玄宗诏令“朝官从容至阁门入至障外，不须趋走；百司无事至午后 放归，无为守成”，（《通典•宾礼一》）废除了“趋走礼”。玄宗还将朝 参行礼改在紫宸殿或宣政殿，百官随仪仗自东西两门从容而入，这就是礼书 所说的“入阁”，后来成为常朝制度。
唐代末年，朝制又改为每月逢一、五、九日开延英殿坐朝，计每月 9 次。 但是如果有紧要公事，可由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殿，则不计时日。
五代后唐李嗣源有“起居”制度，即群臣每 5 日一次随宰相入见内殿， 这与朔、望入阁朝参成为定礼。
宋代朝礼与唐、五代相似，百官依品秩按规定入朝。元丰中规定，侍从 官以上日朝垂拱殿，称为常参官。这是以宰相为首，包括吏、户、礼、兵、 刑、工六部尚书、侍郎、翰林学士等在内的国家重臣。其他文武百官每 5 日 一起居，朝紫宸殿，称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每月朔、望一朝，称 为“朔参官”、“望参官”。朝参时，百官随仪仗入殿庭，班立既定，内侍 手持牙牌，上刻有“班齐”二字，由小黄门引入。皇帝先在后幄内坐等，黄 门高声呼问：人齐未？当头者答道：人齐！皇帝即出幄，卫士鸣鞭，皇帝入 座。有诗记其事云：“玉勒争门随杖入，牙牌当殿报班齐”，(11)写的就是 百官入朝情景。宋代又有百官轮对制度，即皇帝在每五日内殿起居日受朝时， 轮流召一官员上殿，陈述时政得失，自侍从之臣以下百官皆可，称为“轮官 转对”（或称“轮当面对”）。其制始于后唐天成年间。宋哲宗时曾一度废 止，后又恢复。
明代朝制变化甚多，有 1 日二朝（早朝、午朝），也有 1 日三朝（加晚 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常于昧爽之前视朝，设火烛登御座，虽大风寒亦无 间断，但后来竟 30 余年不御常朝，以至于隆庆皇帝（穆宗）继位后连朝礼制 度都没有人记得起了。明代朝礼的主要变化有：(1)牙牌制度。洪武十一年
（1378 年），向文武朝臣颁发刻有官称的象牙小牌，朝参时必须佩带。有不 佩带者，门卫拒之门外；私相出借者，以律论罪；官员亡故，牙牌交回内府。
(2)赐坐。洪武时，朝参行礼后或有赐坐，坐次依文武高下排列。(3)取消赐 食。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因为“职事众多，供亿为难”，取消了赐食 制度。(12)(4)正月节日放假。永乐初，元宵节放假，自正月十一日起放假
10 天，百官朝参不奏事。弘治元年（1488 年），则从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皆 不御殿视朝。
清代皇帝起初亦 5 日一视朝，后改为逢五视朝，一月三朝。皇帝在太和 殿升座。文武官员按次列坐，分为 9 班，以击鼓为号，起立听指挥，引入殿 内行跪拜礼。朝参之日黎明时按次列坐，叫做“坐班”。光绪时，王公在太 和门外东西各二班；百官在午门外，东西各 9 班。有纠仪官分列班首、班末， 环班稽察。御门听政之礼，雍正时定在乾清门。一般是部院所进折本在内阁 积存到一定数目后，传旨某日御门办事。部院奏事大臣及陪奏官在庭内等候， 皇帝坐御榻上，侍卫左右立，起居注官由西阶而上，部院官由东阶而上，分 列而跪。尚书将折本匣呈放在案桌上，跪言奏某事。各部官员依班进奏，退 下。然后由奉匣学士捧折本匣送呈跪启，皇帝指派大学士一人启读折奏，皇 帝降旨宣答，大学士承旨，记注官作记录。记注官由翰林学士担任。

3.朝贺之礼

常朝为治理国政而设，除此之外又有大朝，又有节日庆贺，礼仪规格皆 高于常朝，故“朝贺之礼”另有一套礼规。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
（《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岁首朝贺，但仪注已不详。汉初仍沿用秦制， 于十月岁首行朝贺礼，诸侯王及群臣以次奉献贺礼。诸侯王与列侯以玉璧为 挚，二千石以下以羔为挚，千石以下则分别以雁或雉为挚，百官称颂万岁。 朝见后置酒以礼而饮，依尊卑次第为皇帝祝酒。东汉时，朝贺后皇帝宴飨百 官的规模极大，至万人以上，有音乐、舞蹈、杂技百戏表演。两汉岁首朝贺， 参加者还有郡国掌管财政的官员，称为“计吏”或“上计使者”。他们在岁 末、岁首交替之际，向中央政府报告当地行政、财务情况。这一制度为历代 沿袭。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贺之礼大致同两汉。晋岁首正月元旦朝会，称为“元 会”或“正会”，是国家最隆重的庆典。冬至朝会，被称为“小会”或“冬 会”。
唐代元旦、冬至两大朝会，合称“正至”。元旦朝会，由皇太子献寿， 中书令奏诸州上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 蕃国贡献，百官上殿高呼万岁。乐舞有“三大舞”，即七德舞、九功舞、上 元舞。朝贺毕，皇帝宴飨群臣。
宋代以元旦、五月朔及冬至行大朝会之礼。正旦朝贺，百官凡十九拜三 舞蹈。南宋绍兴初年，据《宋史•高宗本纪》，赵构在元旦时率百官遥拜被 金人俘虏到北方去的徽宗、钦宗二帝，自己不受朝贺。绍兴十五年（1145 年）， 才恢复朝贺之礼，但南逃仓皇，礼器仪仗损失甚大，规模不得不大大缩减。 辽、金朝贺皆沿用汉制，唯有音乐不同。元初朝仪未遑制定，遇有称贺 之事，臣庶咸集帐前，无尊卑贵贱之分，嘈杂喧哗，熙熙攘攘，执法官“挥 杖击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明陶宗仪《辍耕录》）。至元八年（1271 年），
才参用汉礼制定朝仪。 明太祖曾一度认为“山呼万岁”，“实亦虚词”，下令更改。有人提议，
改为呼喊“天辅有德”，“海宇咸宁”，“圣躬万福”，后因呼声不易整齐， 反而有失礼仪，因此仍然沿用山呼万岁。明代朝贺之礼还发生过一次事故。 正德十一年（1516 年），元会朝贺，自晨至暮，散朝时已至昏夜，百官奔趋 而出，竟然拥挤颠仆相互践踏，有一位名叫赵朗的将军死于禁门。
清代元旦、冬至及万寿圣节（皇帝诞辰），称为“三大节”，大朝行礼 庆贺。皇帝至太和殿，王公百官分班而立，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赐坐， 赐茶，元旦午时设宴。
皇帝受群臣百官朝贺，皇后则受命妇朝贺。历代元旦、冬至内外命妇、 公主大都行朝拜皇后之礼。行礼时也分班而立，宗亲在东，异姓在西。朝贺 后，皇后在中宫后殿赐宴。

4.千秋万寿节

帝王诞辰称为“千秋节”或“万寿节”，庆贺典礼始于唐玄宗。上古有 祝寿之辞，但无庆贺生日之活动。如《诗经》“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 无疆”（《豳风•七月》）；“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大雅•江汉》）； 燕饮祝酒，也多用上寿之辞。举行纪念生日活动，始于隋高祖。仁寿二年（602

年），杨坚下诏云，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 断屠。他以不准宰牲来纪念父母生育之恩。唐太宗过生日，曾在庆善宫赋诗 赐宴。这时，都还没有举行庆贺祝寿的典礼。唐玄宗时，宰相率群臣上表称 贺，说：“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诞圣之辰，焉 可不以为嘉节乎！”要求将玄宗生日定为“千秋节”，置酒张乐，大宴百僚。 玄宗登花萼楼受贺，全国放假三天。(13)晚唐诸帝过生日多邀集沙门、道士 讲论祈福，也没有举行朝贺之礼仪。
五代时，帝王诞辰庆贺之仪规模较小，而宋、金以后规模已与元日朝贺 仪相同，以后，历代沿用其例。唐、宋时，每一皇帝诞辰往往各立节日名称， 如唐玄宗生日称“千秋节”，又称“天长节”；肃宗生日称“天成地平节”； 文宗生日称“庆成节”；五代后唐庄宗生日称“万寿节”；明宗生日称“应 圣节”；宋真宗生日称“承天节”；仁宗生日称“乾元节”……元代则一般 统称“天寿节”或“圣诞节”；明、清称“万寿节”。


可列入“嘉礼”的典礼制度还有许多，如“尊亲礼”，皇帝追尊已故的 先祖父考，给他们加上种种尊号，或者给禅位的太上皇，给皇太后、太皇太 后加上种种尊号、徽号；又如“巡狩礼”，帝王巡行天下，察吏治，观民风 等等。在古代礼书中，又有将“观象授时”（天文历法）、“体国经野”（地 理）、“设官分职”（官制）以及学校、科举、取士等列入“嘉礼”的，而 本书皆有专章，兹不赘述。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42:40

第三节 宾 礼


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宾礼亲邦国”， 这是讲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往来交际之礼。宾礼包括：
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 时聘曰问，殷覜曰视。
“时见”是有事而会，“殷见”是众诸侯同聚；“时聘”是有事而派遣使者 存问看望，“殷覜（tiào）”是多国使者同时聘问。后代则将皇帝遣使藩邦， 外来使者朝贡、觐见及相见之礼等都归入宾礼。


一、朝觐之礼



1.礼经朝觐礼

朝觐之礼用意在于明君臣之义，通上下之情。《周礼•秋官•大行人》 说：“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谋）， 冬遇以协诸侯之虑。”这是从天子的角度而言。从诸侯的角度讲，就是《孟 子•梁惠王下》所说：“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
王畿之内的诸侯，一年朝觐四次。封于远方的诸侯则分为“六服”，各 以服数来朝。邦畿之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每岁一见；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 服，二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 采服，四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 之要服，六岁一见。九州之外，谓之藩国，世一见。这是《周礼》所记的制 度，大概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规划。《礼记•王制》则说，诸侯之于天子“五 年一朝”。

2.历代朝觐礼

诸侯朝觐天子的史料，先秦古籍《尚书》、《诗经》、《春秋》、《竹 书纪年》等保存甚多。
秦平天下，废诸侯，立郡县，朝觐之礼自然废弃不用。两汉时，诸侯王 或一年一朝，或数年一朝，或长期滞留京都，没有严格的制度。同姓诸侯王 来朝，常以家人之礼相待，有时燕饮言谈不大讲究君臣礼数。以后晋武帝泰 始时规定，诸侯王每三岁一朝，朝礼皆执璧。后周时，梁王萧詧（察）以藩 国身份入朝，当时方依据礼经制定朝觐之礼。（《隋书•礼仪志三》）
唐《开元礼》有藩主来朝礼。藩主到达宾馆，在门前皇帝派使者用束帛
“迎劳”（迎接，劳问）。朝觐前，遣使戒日。至期，由通事舍人引导藩主 自承天门至太极殿阁外。鼓乐齐奏，皇帝即御座。藩主入门，亦用鼓乐，乐 止，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侍中宣读制书，宣敕命，引藩主升坐，劳问藩主。 礼毕，鼓乐奏鸣，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他日，皇帝宴藩主。宴前，藩主奉贽， 献贡物。宴后，皇帝常有赏赐。宋代外国君长来朝，采用唐制。元代受朝之 事虽史书有载，唯仪制未详。
明代洪武初，规定亲王每岁朝觐，但是不得同时来京，必须等一王朝觐 完毕回国之后，再通报另一王，准许其来京朝觐。自长至幼，自嫡及庶。嫡 者朝毕，方及庶者，也按照长幼序次，周而复始。居边诸王，边境安宁则依

期来朝，边境有事则不拘常规。朝觐时，大朝八拜行礼，常朝一拜叩头。伯、 叔、兄辈见天子，在朝行君臣之礼，在便殿行家人之礼。
清初，藩王分为两类，凡处于中国西、北方面如内外蒙古科尔沁、喀尔 喀诸部及新疆额鲁特部、西藏喇嘛等，由理藩院掌管；而处于东、南方面如 越南、朝鲜、琉球等属礼部的主客司掌管，二者亲疏有别。蒙古等部藩王， 康熙时分班轮流来朝。雍正时改分四十九旗王公、台吉为三班，二岁一朝。 至咸丰时废止。安南等国王则偶有一至。朝觐礼大多参照礼经制定，但较为 简略。如遇到大朝、常朝，藩王列于班末行礼如仪。非朝期则单独召见。


二、会同之礼


朝觐是天子个别接见一方一服来朝诸侯，会同则是四方齐会，六服皆来， 而且既可以在京师，又可以在别地，甚至在王国境外。由于会同是各方诸侯 同聚一堂，因此也就成为诸侯大国炫耀实力的大好时机。
会同之礼散见于礼经各篇而无专述。通常是在国门之外建坛壝宫室，举 行典礼。春会同则建于东方，夏会同则建于南方，秋会同则建于西方，冬会 同则建于北方。


天子与诸侯举行会同典礼，事先告祭宗庙、社稷、山川。会同之日，介 要预先持各诸侯国的旗帜置于宫中各自的位置上。天子在坛上依屏风而立， 公侯伯子男皆立于自己的旗下。天子走下坛来，南向向诸侯三揖行礼。对庶 姓诸侯（异姓诸侯中无亲戚关系者）行“土揖”礼，即拱手向下推；对异姓 诸侯行“时揖”礼，即拱手平推；对同姓诸侯行“天揖”礼，即供手向上推。 礼毕，回到坛上，设傧者传话，命诸侯升坛奠玉享币行礼。享献后，天子乘 龙马之车，载太常之旗，率诸侯拜日于东门之外，然后祭祀方明。会同时常 有盟誓之仪，要“北面诏明神”而盟，方明就是“明神”。盟誓时割牛耳取 血，流入容器后，以桃枝拂扫，歃血为盟。六十年代，在山西侯马和河南温 县等地先后发现了大批春秋时期晋国的载书。不过，那已不是天子、诸侯的 盟誓之书，而是卿大夫的盟誓之书。(14)参加会同典礼的天子、诸侯还要分 别祭祀日、月、四渎、山川丘陵。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将祭品置 于山顶），祭川、渎“沈”（将祭品沉入水中），祭地瘗埋。典礼毕，天子 飨燕各方诸侯，并有赍赐。有时亦行宾射之礼。会同也有大、小之分，天子 诸侯各自派遣卿大夫参加的，称“小会同”；天子、诸侯亲自参加的，称“大 会同”。
春秋时，周天子地位动摇，权力日衰。会同之礼，每每成为一些诸侯大 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行动，周天子常常不得不降尊纡贵，与各方诸 侯“平起平坐”，听凭大国称王称霸。


三、诸侯聘于天子之礼
（藩国聘使朝贡进表）


《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即在诸侯定期朝觐天子的间隔，派遣卿大夫为使者，到京都作礼仪性的问候， 并报告邦国的情况。周制是否真是如此，缺少确凿材料。
春秋时诸侯各国遣卿大夫聘于周天子。秦汉以来，不再有诸侯聘于天子

之礼；历代礼书皆以藩国聘使朝贡进表之仪当于此礼。 西汉时先后有南越、匈奴及西域莎车、于田等国遣使朝献。史书说，武
帝时“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 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 外囿。”武帝对来朝者“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
《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 旅之费，不可胜计。”(15)当时迎来送往必有盛大的典礼，但是史籍不载仪 制。至唐《开元礼》方有“受藩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藩国使”等礼。
当藩国使者到达京师时，要“束帛迎劳”，表示慰问，并安置宾馆，供 给羞膳，然后协议递交国书的日期。届时，藩国使者身穿本国服装来到宫中， 由礼官奉迎，通事舍人引导使者立于阁门之外，使者随员捧币、玉及“庭实” 贡品。钟鼓奏鸣，皇帝随宫廷仪仗出而就座。通事舍人引导使者及随从入门， 大藩大使亦用钟鼓音乐，次等藩国大使及大藩中使以下则不奏乐。立定后， 中书侍郎率令史等捧案至使者面前，使者递交国书，侍郎将国书置于案内呈 交皇帝。使者再将贡物交礼官收下，并率随行人员再拜行礼。接见完毕，使 者及随员行礼退出，回宾馆。他日，皇帝宴请藩国使者。
宋代，辽、金使者往来频繁。《宋史•礼志》有“契丹国使入聘见辞仪”、
“金国聘使见辞仪”，大体沿用唐制。然而，北宋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 庆贺、丧典使者往来采用古代诸侯各国之间遣使交聘之礼，而不是藩使聘于 天子之礼。宋与金人交往，最初与契丹同等礼仪。南宋时，皇帝向金人奉表 称臣，已经反过来向金国皇帝行藩国朝贡之礼。金国使者南下，称为“诏谕 江南”。金宰相张通古曾经担任过诏谕江南使，南宋皇帝接见使者，安排张 通古面北而拜，遭到张通古严辞拒绝。张说：大国之卿就相当于小国之君， 宋朝已奉表称臣于金，我怎么能北面而拜？结果，安排了东西相向的两个位 置，张通古居于面东的尊位，南宋皇帝居于面西的位置，拜受“诏谕”。(16) 据此史实可知《宋史•礼志》所载礼仪制度很可能是单方面的规定，不一定 能照此实行。


明代设会同四夷馆，负责接待藩国及外邦使节。朝贡之日，文武百官在 殿内两侧侍立。朝贡后，礼部官员奉旨赐宴于会同馆。除朝见皇帝外，还要 在东宫朝见皇太子。
清初对一般藩使沿用明制，但对西洋各国使节逐渐改变礼制。顺治、康 熙时，有俄国、葡萄牙及英国使者入贡，觐见皇帝仍用三跪九叩之礼。雍正 时，罗马教皇遣使来京，特许其用西洋礼仪，皇帝同使者握手。乾隆末，英 国使者入觐，也采用了西礼。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使节因拒绝行 拜跪礼，谎称生病而不入觐。仁宗皇帝大为恼怒，因此而停止筵宴和赏赐。 咸丰、同治两朝，清廷与各国使节都为入觐礼仪采用华制、西制的问题争执 不休。同治十二年（1873 年），议定日、俄、美、英、法、荷等国使臣呈递 国书，皇帝接见，用五鞠躬之礼。按西礼，臣见君三鞠躬行礼，这里改用五 鞠躬礼见中国皇帝，算是双方各有变通。光绪后，清朝更加孱弱。八国侵略 联军镇压义和团后，各国进一步要挟清廷更改礼仪，提出各国使臣会同觐见， 必在太和殿，一国使臣单独觐见，必在乾清宫；递交国书，必由清廷派舆轿 接送，由皇帝亲自接受；设宴乾清宫，皇帝必躬亲出席等。经数月谈判，清 政府接受了大部分要求。

四、诸侯遣使交聘之礼


诸侯遣使交聘，即相距一定的时间，诸侯各国派遣使者互致问侯，以卿 为使者称“大聘”，以大夫为使者称“小聘”。
诸侯各国遣使交聘之礼，春秋时期最为频繁，先秦古籍中经常写到，以 后由于社会环境变化而不再使用。


五、相见礼



1.礼经相见礼

《礼记•王制》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这里所谓的“六礼”是：
“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之礼。《仪礼》有《士相见礼》一 篇，以士礼为主，兼及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士大夫庶人见君以及言谈、视 看、侍食等内容。
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 以羔为贽。按照汉儒的解释，用贽有象征的意义。用雉，“取其耿介，交有 时，别有伦”；用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用羔，“取其从帅，群而 不党”。(17)

2.历代相见礼

宋以前各朝礼书皆无相见礼，宋太祖乾德二年（964 年），始定内外群 臣相见之礼。主要内容是，下级见上级，按照职位、品级分别行礼，如果在 路途相遇，下级官员或“敛马侧立”，等候其通过，或“引避”，或分路而 行。如参见上级，或在堂上列拜；受参者答拜；或拜于庭中，或拜于阶上。 又有“趋庭”之仪，即通常下级官员参见上级官员要趋而过庭。象诸司使、 副使以及通事舍人等小官吏通报姓名拜见宰相、枢密使等大官时，大官不须 答拜。如同级官员相见，则对拜行礼。
明代品官相见，揖拜行礼。公、侯、驸马相见，各行两拜礼。下级见上 级，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如果本是亲戚而有尊卑之分，则应 按私礼行礼。如果上下级官员品级相差二、三级，则下级居下方，上级居上 方；如果品级相差四级，则下级居下方拜，有事须跪着陈述，上级坐而受拜。 大小衙门官员每日见长官行揖礼，见副长官行肃揖礼（直身推手）。
庶人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先施礼。子孙弟侄甥婿等晚辈见尊长，学 生见老师，奴婢见家长，如久别不见四拜行礼，近别则行揖礼。其余亲戚久 别行二拜礼，近别行揖礼。
政府官员居于乡里，宗族家人之外，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行答礼；筵 宴时，专设别席，不得坐于无官者之下。
清代内外王公相见，宾主二跪六叩行礼，饮茶叙语毕，宾离席跪叩，主 人答叩，送宾下阶。如是外藩郡王、贝勒、贝子见宗室亲王，主人答礼规格 依等级递减。
朝廷官员相见，宾主再拜行礼，饮茶叙语毕，相揖告辞，主人送来宾于 大门之外，至来宾登舆上马乃退。下级见上级，仪制递减。官员途中相见， 同级分道而行，次等让道而行，再次等勒马俟上级先行，又次者下马而立。

遇到钦使应回避。 士庶相见，主人出迎，相揖而入，登堂再拜行礼。饮茶叙语完毕，客人
退，行揖礼，主人送至大门外，相揖而别。卑幼见尊长，尊长不送。


第四节 军 礼


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军礼同 邦国”，这是讲对于那些桀傲不驯的诸侯要用军礼使其服从和同。《周礼》 所说的军礼包括以下内容：
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 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大师之礼”，指军队的征伐行动；“大均之礼”，指均土地，征赋税；“大 田之礼”，指定期狩猎；“大役之礼”，指营造、修建等土木工程；“大封 之礼”，指勘定封疆，树立界标。后代礼书又有将射礼、軷祭道路、日月有 食伐鼓相救等作为军礼内容的，这里只介绍征战、校阅、田猎、马政等几项。


一、征战之礼



1.出师祭祀

军队出征，有天子亲征与命将出征之不同，二者礼数规格也有不同。军 队出征前有许多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
出征前祭天叫类祭，在郊外以柴燔燎牲、币等，把即将征伐之事报告上 帝，表示恭行天罚，以上帝的名义去惩罚敌人。古代干支纪日有刚日、柔日 之分，甲、丙、戊、庚、壬为刚日，刚日属阳，外事须用刚日。类祭即在刚 日举行，但具体的日子则要通过占卜择定。
出征前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敌人是为了保卫国土，所以叫
“宜”。后代多将祭社（狭义指本国的土地神）、祭地（地是与天相对而言 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时举行。祭社仍以在坎中瘗埋玉币牲犊为礼。 出征前告庙叫造祢。造就是告祭的意思，祢本是考庙，但后代都告祭于
太庙，并不限于父庙。告庙有受命于祖的象征意义。 祭军神、军旗称为“祃（mà）祭”。军神，一说是轩辕黄帝，一说是蚩尤。
祭祀时要杀牲，以牲血涂军旗、战鼓，叫做衅旗鼓。军中大旗叫“牙旗”，古 有“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候”的说法。(18)祃祭后代也称为“祃牙”， 就是祭牙旗。东汉以后，出征前常有“建牙”仪式，把大旗树起来，然后“祃 牙”。不少著名的文人，如陈子昂、柳宗元等写过《祭牙文》、《祃牙文》。 唐宋后，礼书说天子有六军，实行六纛之制。即一军有一旗。于是，祃 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坛位，张帷幄，设旗、纛神位，掘坎埋瘗，
礼仪也更趋复杂。 祃祭本来已含有“祠五兵”的意义，但后来兵器的种类不断发展，兵器
和主管神的祭祀也逐渐增加。明代专门修建了旗纛庙，庙中祭祀的神有旗头 大将、六纛大神、五方旗之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 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五猖神等。不过，这已不是征伐出师之前的祭祀， 而是常设之祠。清代皇帝亲征，要在堂子内祭旗，建御营黄龙大旗，其后分 列八旗大纛及火器营大纛各八面。皇帝戎装佩刀，乘马出宫，率从征将士三 跪九叩行礼。
出征必经道路，因此要祭道路之神，即“軷祭”。上古山行曰軷，驾车 出门有“犯軷”之祭。軷祭在道路上封一小土堆，以树枝草木为神主，驭者

一手执辔，一手以酒浇洒车两轮轴端（古人称“轵”，Zhǐ；或称“轊”，huì）， 再浇车厢前的挡板，然后将酒饮尽。祭毕，驾车从封土上辗轹而过，表示从 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无前。(19)后代皇帝亲征，軷祭在国门之外举行，刳 羊并设罇罍于神座前，为坎瘗埋祭物。唐《开元礼》以后的礼书中不再见到 有軷祭的记载。

2.誓师

祭祀礼毕，出征的军队有誓师典礼，一般是将出征的目的与意义告知将 士，揭露敌人的罪恶，强调纪律与作风，也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和教育。《尚 书》所载《甘誓》、《汤誓》、《牧誓》等，都是上古著名的誓师之辞。如 果是命将出征，天子要在太庙召见大将军及全军将校，授之以节钺（后代常 授刀剑）。君王拿着斧钺的端首，把柄交给大将，表示将节制军队的全权授 予他。
清初誓师与祭天谒堂子同时举行。努尔哈赤天命三年（1618 年，明万历 四十六年），正式对明宣战，谒庙誓师宣布“七大恨”，把明王朝杀其父祖， 拘杀使者，褊袒并帮助叶赫氏等七条“罪状”，作为告天并动员将士的内容。 皇太极崇德时遣将出征明朝，皇帝亲自送至城外，询问出征的王公、贝勒、 贝子等：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七大恨”？大家齐声回答：没有忘记！于是， 鸣炮三声，大军出发。


3.军中刑赏

军队在外行军作战，刑赏尤须严明。《尚书•甘誓》说：“用命赏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孔丛子》(20)也说：“其用命者则加爵受赐于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所谓“赏于祖”，因为天子率军出征时要 将祖庙的木主载于车中，随军一起行动，所以奖赏有功将士就在祖先神主之 前颁赐。所谓“戮于社”，也是指在社神的木主前对有罪之人加以刑戮。《孔 丛子•问军礼》中子高向信陵君解释这么做的理由，说：“赏功于祖，告分 之均，示不敢专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听之当也。”这是说为了表示 刑赏都公正无偏，鬼神可鉴。
刑赏的依据是军法，《司马法》(21)规定，军队进入敌国后，“无暴神 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不破坏土建工程）；无燔墙屋；无伐树木；无取 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无敌对行为者， 不得随意捕捉）；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军纪规定非常严明。后代也大都 有类似的规定。如明代以“行军号令”规定军中刑赏例则，内容有：交锋之 际，能突破敌阵，斩将搴旗者；本队战胜敌人后主动援助友军者；受命后能 出奇克敌制胜者，皆为“奇功”。能奋勇前进，首先败敌者；有前队军士未 能决胜，后队向前杀败敌军者；皆为“头功”。对阵之时不尽力杀敌，而抢 掠人畜财物者；抛弃、盗卖兵器或盗人衣粮诸物、盗杀马驴者；队伍已定后， 马军进入步队或步队进入马军者；行军、驻扎时擅离队伍，杂入别营、别队 者；宿营夜间有喧哗、失火者，皆为“重罪”。临敌畏避退后及妄谈灾异、 妖言；泄露军机者，皆斩首。临阵时，有内官持象牙牌随军，看到有勇敢当 先、杀敌有功之人即给予牙牌，作为战后升赏的凭证。
军中刑赏都重视及时见效，“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这是由于战 争形势瞬息万变，刑赏及时，使人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才能克服消

极因素，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4.凯旋

军队获胜而归，谓之“凯旋”，其时高奏凯乐，高唱凯歌。天子亲征凯 旋，大臣皆出城迎接，有时远至数十里之外。如果是命将出征凯旋，有时皇 帝也会亲率百官出城至郊外迎接，以示慰劳；有时则派遣大臣出城迎接。这 都称为“郊劳”。
军队凯旋后要在太庙、太社告奠天地祖先，并有献捷献俘之礼，即报告 胜利，献上卤获的战利品。在两周一些铜器铭文中常记有战争胜利后献捷献 俘之事，象《小盂鼎》铭文说，盂征伐■方，执兽（首领）四人，获聝（馘） 近五千，俘虏一万三千余人，及车、马、牛、羊，数以百计。馘，即作战时 将杀死的敌人的左耳割下，献捷时作为计功邀赏的凭证。所以，这个字在金 文里，以耳为偏旁。“献馘于王”（见《虢季子白盘》和《诗•鲁颂•泮水》）， 正是献捷之礼。《小盂鼎》铭文还记载，盂将捉获的敌人首领献于周王后， 周王下令审讯敌酋，然后将他们处死。在其他铜器铭文里还提到一些别的战 利品，如矛、戈、弓、箙、矢、甲胄等（见《■■》等）。
献捷献俘之礼，历代大致沿用，只细节各有不同。宋代，大军凯旋后遣 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岳渎、山川、宫观及在京十里以内神祠，以酒脯 行一献之礼。献俘仪式将被俘敌酋以白练捆缚带往太庙、太社作象征性的告 礼，然后在宣德门行献俘礼。皇帝在门楼前楹当中设帐幄座位，文武百官及 献俘将校在楼下左右班立，楼前稍南设献俘之位。百官到齐后，侍臣将班齐 牌用红丝绳袋提升上楼，报知皇帝。皇帝就座，百官三呼万岁行礼。侍臣宣 布“引献俘”，将校把被俘者带到献俘位。侍臣当众宣读战胜敌军的“露布”
（捷报）。刑部尚书奏告，将某处所俘执献，请交付所司处置。这时，如果 皇帝下令处以极刑，就由大理卿带往法场；如果皇帝下令开释，侍臣便传旨 先释缚，随即宣布释放。被俘者三呼万岁，再拜谢恩。文武百官也都再拜搢 笏（把笏版插在腰带上）舞蹈，三呼万岁。明、清两代与宋制相似，献俘仪 式在午门楼举行。


“露布”制度，始于后魏。东汉时，本来把官文书不加缄封者称为“露 布”。后魏以“露布”发表战胜消息。每当攻战克捷，欲使天下遍知，便以 漆竿上张缣帛，写上捷报。这种办法后来被广泛采用，露布就成为“布于四 海，露之耳目”的“献捷之书”。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仪。当时在广阳 门外集中百官及四方客使，宣读露布。宣读毕，百官舞蹈再拜行礼。
诸侯战胜敌方，向天子或大国报告胜利消息，也称为献捷。后代，将帅 统领军队在前方作战获胜，虽然不曾还师回都，遣人向朝廷报告胜利，也称 为献捷。捷报一般在早朝时当廷宣读，叫做“宣捷”。明代，前方有大捷， 朝廷宣捷后要遣官告祭郊庙，中捷以下则不举行告祭庆贺之礼。
战争结束，如果敌方投降，则有受降之仪。宋代起，国家礼典中都有受 降仪式。宋代受降仪与献俘大致相同，也在宣德门举行，降王率降众穿戴本 国衣冠俯伏而拜，口称万岁。皇帝下旨赦罪，赐给冠服袍带，降王等拜受， 更换所赐冠服袍带后，再拜称万岁。清代受降仪，降王对皇帝行三跪九拜礼， 皇帝赐筵宴。大将军在前方受降，须报请皇帝批准，再露布中外周知。受降 之日，于军营外筑坛，坛旁建“奉诏纳降”大旗。降者立于旗下，鼓吹鸣炮 后，大将军登坛就座，降者匍伏膝行至坛下，俯首乞命。大将军宣皇上旨意，

予以赦免，并酌量给予赍赏。降者叩头谢恩而退。

5.饮至与论功行赏

战争胜利结束，天子要宴享功臣，论功行赏。上古把这种“享有功于祖 庙，舍爵策勋”的礼仪称为“饮至”。《小盂鼎》铭文中多次提到庆功用酒， 郭沫若已指出，这就是“归而饮至”之礼。周王又赏赐盂以弓矢、干戈、甲 胄等。后代“饮至”享宴不再行于宗庙，改在正殿或宫苑举行。
论功行赏之礼最为隆重者，莫过于历代定封开国功臣。周武王灭商后， 封侯建国，以藩屏天子，是众所周知的。当时，赏赐给各国诸侯的，不仅有 彝器、兵器、仪仗、车辆、宝玉、缣帛，还有大量的商族奴隶。汉高祖分封 功臣，建立了许多异姓诸侯王国，但实际上没有多久，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功 臣被杀戮，封国被废除。
明代论功行赏仪式在奉天殿举行。受赏将士官员于午门外班列整齐，内 官引导至丹墀下序立，文武百官皆侍立。皇帝就座，众官行四拜礼，承制官 宣读皇帝的制命，众官俯伏而拜，然后颁赏。受赏官依次到礼案前跪受诰命， 由吏部官代授；接受礼物，由礼部官代授。受赏官左侧又跪有二侍者，接受 的诰命和礼物分别交给侍者，受赏官再俯伏行礼而退。封赏礼毕，众官鞠躬 而拜，三舞蹈，跪而三呼万岁。诰命和礼物，由仪仗、鼓乐相随，送到受赏 官员的府第。

6.师不功

军队打了败仗，称为“师不功”，或称为“军有忧”。军队回国则以丧 礼迎接。国君身穿丧服，头戴丧冠，失声痛哭，并且吊死问伤，慰劳将士。


二、校阅之礼


《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后代据以定大阅之礼。大阅的目的在于检查备战状况。天子亲临，称为“亲 讲武”。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一向重视军队的平时训练，认为“兵事以严终”
（《谷梁传•庄公八年》），军队严加警备，强化操练，反而使得敌人不敢 轻举妄动，所以要定时校阅演习。春秋经传记当时诸侯各国“大阅”、“治 兵”之事甚多。
汉代军队分南北军，立秋后郊礼完毕即为演武校阅之时，将士肄习孙吴 兵法六十四阵。每年十月，有“都试”之法，即抽调军队演习骑射车御，并 进行比试考核。地方郡县则由当地军事长官组织演习、考核。这一制度可能 秦代就已有了，但因材料不足不能详知。东汉时，光武帝取消郡县军事长官， 地方的都试之法也同时废止。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在都试时发生兵变。西汉 末，东郡太守翟义举兵反王莽，就是在都试之日，杀掉不服从的官吏，部署 将帅，领兵起事的。京师演武校阅，每年仍按时举行。灵帝中平五年（188 年），天下形势不稳，大将军何进调集四方兵将于平乐观讲武。观下建大坛， 坛上建十二重五彩大华盖，灵帝居其下，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阵。当时 有所谓“西园八校尉”负责统辖讲武之事，后来争雄天下的袁绍（中军校尉）、 曹操（典军校尉），都在其中。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以训练水军，这是凿池肄习水师之始。建安中，曹操

在邺城开挖玄武池，用以操练舟师。后代史书上有关演练水军舻舰的记载甚 多。
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462 年），校阅制度有了较大的变更，主要是分 全军为南北二军进行对抗性的演习。步兵分青、赤、黑、黄色编队，将盾、 矟、矛、戟各种攻防长短兵器搭配妥当，使之“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 龙腾蛇之变”。(22)又排定函箱、鱼鳞四门之阵，共十余种阵法，或跪或起， 或进或退，击钟鼓为节。布阵完毕，南北二军鼓角齐鸣，各用骑将六千人来 往挑战抗击，最后以南军负，北军胜而告终。北军代表北魏军队，这种演习 仍是表演的成分居多。
后齐季秋讲武，演习战阵之法，讲究目、耳、心、手、足的训练。目， 要求战士熟识旌旗指挥的意义，旗卧则跪，旗指则起。耳，要求战士能熟悉 金鼓敲击的信号，击鼓则进，鸣金则止。心，要求战士懂得军法如山，刑赏 严明。手，要求战士能熟练使用各种兵器，自如地应付战斗中的复杂情况。 足，要求战士能有跋山涉水的硬功夫，并练好跪姿。讲武也分为主、客二军， 作象征性的对抗演习。
唐代讲武之仪于仲冬之月在都门外举行。皇帝以下，文武九品以上官员 皆前往，各州郡使者及蕃邦宾客亦由有关方面安排参观，百姓也可在校场之 外任意观看。校场内步兵及骑士上、中、下三军各自一分为二，成东西二军， 分居左、右两厢。讲武前，中军大将宣誓：今行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 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各军下级士吏向所属部 下兵士强调传达誓词，使之引起重视。
其后，六军皆依旗鼓号令操演，有司击鼓举旗而士众皆起而行进，击钲 而止；有司击鼓三声，偃旗，士众皆跪。继而又列阵演习五行相胜之法。两 军更迭而互为主、客。接下来，两军又各自选出执刀盾之士五十人，相互挑 战，操演勇怯、胜败之状。然后，二军俱变为直阵，随旗鼓相向而进，至中 线立有表帜处，作模拟性的攻防技击，唯不得以刃伤人。步军演习完毕，骑 军出场。其阵法变幻，两军对抗与步军相仿。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十月，在骊山下举行大规模的讲武，征兵二 十万，旌旗连绵五十余里，戈鋋金甲照耀天地。长安士庶百姓奔走相告，前 往观看，道路为之壅塞。新丰地方的百姓免除来年地税，并且赔给由于麦苗 被践踏而遭受的损失，按值给米。
宋代天子亲自参加讲武之礼，除步骑、水军演习外，还要观看飞山兵射 连发弩机石等。仁宗时，有大臣提出，校阅操练“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
(23)建议加强骑射训练，以应付实战需要。以后，校阅训练中有所改进，按 照挽弓强弱及发射中的多少规定士兵的等级，作为使用、升迁与赏罚的根据。 神宗时推行新法，也对兵制进行了改革，扩大了禁军，以取代厢军，实 行保甲制度，组织民兵加以训练。京都设置了 4 个固定的校场，又先后制定 了八军、九军战阵之法，马射六事之法（一顺鬃直射、二背射、三盘射、四 射亲、五野战、六轮弄），神臂弓射之法，集教法，团教法等各种教阅之法； 诸如“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及马射、马使蕃枪、马上野战格 斗、步用标排”，都制定了规范化的条文并绘图加以说明，命令军吏兵士必 须人人习诵。后来，由于“愚懵者颇以为苦”，(24)实在行不通，只得废止。 北宋军队训练的制度、方法，号称“最为密微”，但最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 在抗击异族侵略的战争中，宋军屡遭败绩。这除了有政治上的根本原因外，

在军事上，朝廷往往硬性规定，要求前线将帅按阵图作战，因而不能灵活指 挥，造成失利。所以，宋军训练虽精细，却不能随机应变。
明中期以后，政治空前腐败，军队受到严重侵蚀，士兵被驱使从事劳役， 豪强地主兼并农户，隐匿壮丁，军队多以老弱充数。在这种情势下，大阅讲 武只是空谈。史载自万历九年（1581 年）至明亡 60 余年从未举行过校阅讲 武之礼，明末皇帝的昏庸于此可见一斑。


清初定三岁一举大阅，至嘉庆时一直遵循此制。最初在南苑，后来也有 在卢沟桥、玉泉山等地举行的。参加校阅的有骁骑、护军、前锋、火器各营。 各军依指挥，每前进 5 丈作一次枪炮实弹射击，前 9 次每次一发，第 10 次连 发。又有列阵结队冲锋演习。
康熙三十年（1691 年）又创“会阅”典礼，皇帝亲率部众在今承德一带 会集 49 旗藩王、台吉；(25)先置宴设歌舞杂技，次日各营布阵就列，皇帝身 穿甲胄校阅。


三、田猎之礼


上古田猎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并与祭祀有关。殷商甲骨文 中有大量的田猎记录，所获猎物有麋、鹿、兔、兕、狐等。殷商已是农业经 济为主的社会，田猎不再是以糊口果腹为目的的生产手段，周代更是如此。 田猎的作用，依文献所说有下列各项：一是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 的糟蹋。二是供给宗庙祭祀。三是为了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 行军事训练。最后，田猎所获山珍野味也用于宴飨宾客及“充君之庖”。
礼书说，周代的制度为四时田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田猎有一 定的礼规，不按礼法狩猎是暴殄天物。礼法规定，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 不杀有孕之兽，不伤未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另外，围猎捕杀要围而不 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不可能真正严格实行。
史籍记载历代君王田猎之事甚多，大都是以田猎作为游嬉玩乐的方式， 因而荒废政务，伤害百姓的也不在少数。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扬雄 写《羽猎赋》等都是为了谏讽皇帝勿沉溺于狩猎，后代类似的作品也不少。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 年）在榆林地区狩猎，突厥及西域、东胡等地
酋长皆来朝贡。炀帝为了炫耀军事力量，冬狩规模极为宏大。 金、元时，由于民族习俗的缘故，田猎之风更盛，国家设“打捕鹰坊”，
专司田猎；有专职猎户不事稼穑。自皇帝至王公贵族手下皆有“昔宝赤”， 即“鹰人”，田猎时纵鹰隼捕击捕捉飞禽走兽；打围则数万骑出动，对农业 生产的破坏及对百姓的骚扰极大。
清代，从康熙中期起有“木兰秋狝”之典礼。木兰在承德以北，今称围 场县，原意满语为吹哨引鹿之处。吹哨即仿鹿鸣之声。木兰行猎，内蒙古 49 旗藩王、外蒙古喀尔喀四部以及青海、蒙古、新疆、东西布鲁特、安集延等 各部皆不远万里赶来参加，“朝谒踵集，唯恐后时”。（《清史稿•礼志九》） 因此，木兰行猎实则又有政治上笼络各族、融洽关系的意义。当时田猎有行 围与合围两种，行围是围而不合，合围是四面包围。皇帝在围中建观望之地
“看城”，兵士将野兽向“看城”附近驱赶。包围圈合拢后，皇帝入围，周 览形势，并指挥射猎突围之兽。遇猛兽则由虎枪营官兵开枪击毙。如果围内

野兽较多，则围开一面，使一部分逃逸，亦禁止围外之人追逐射杀。“哨鹿” 打猎，由扈从 10 余人随皇帝至山林哨鹿所，一名侍卫举鹿头作雄鹿呦呦鸣叫 之声，引招牝鹿闻声而至，弯弓发矢，将鹿射毙，当即取鹿血而饮。


四、马 政


“马政”一语，出自《周礼•夏官•校人》“掌王马之政”。养马、用 马，关乎军国大事，被称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 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26)历代都作为军礼的重要内容，十分重视。
《周礼》涉及马政的条文甚多，有养马、牧地、交配、执驹、医疗、祭祀等 一套完整的制度。祭祀为每年四祭。春祭马祖，据说马祖是天驷星，即房星。 郑玄注引《孝经说》(27)称房星为“龙马”。夏祭先牧，先牧是养马始祖。 秋祭马社，马社可能是马厩之神，一说是最初教人乘驾者。《世本》说：“相 土作乘马”，那么，商人的始祖相土就是“马社”。冬祭马步，据说马步是 给马造成灾害之神，祭祀可以使马免受灾祸，多多蕃息。
秦、汉时由太仆掌舆马之事。《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之下有皇家厩、 苑为养马之所，长安内外有大厩、未央、家马、路軨、骑马、骏马六厩，皆 有令丞负责管理，其中家马厩的马匹主要供皇帝私用。还有龙马、闲驹、橐 泉、騊駼、承华五个养马监，每监都有马万匹。在西北边境地区有 6 个牧师 苑，下分设 36 所，养马 30 万匹。太仆属下还有“牧橐”、“昆蹄”两厩， 牧橐是喂养骆驼（当时称“橐驼”）的地方，“昆蹄”是喂好马的地方。国 家设置庞大的机构，养如此众多的马匹，与汉初马匹奇缺有关。由于连年战 争，财政匮乏，西汉初年马匹极为珍贵，一马价值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钧 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连天子的车乘都找不到 4 匹 相同毛色的马来拉，将相要乘牛车，马匹稀少可想而知。经过数十年休养生 息，到武帝时已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 会”（作客去参加聚会都必须乘公马而不敢乘母马，否则会受到耻笑。见《史 记•平准书》）。国家养马太多，花费大量粟谷饲料，又造成新的问题。后 汉时，国家养马规模大大缩减。


清初定三岁一举大阅，至嘉庆时一直遵循此制。最初在南苑，后来也有 在卢沟桥、玉泉山等地举行的。参加校阅的有骁骑、护军、前锋、火器各营。 各军依指挥，每前进 5 丈作一次枪炮实弹射击，前 9 次每次一发，第 10 次连 发。又有列阵结队冲锋演习。
康熙三十年（1691 年）又创“会阅”典礼，皇帝亲率部众在今承德一带 会集 49 旗藩王、台吉；(25)先置宴设歌舞杂技，次日各营布阵就列，皇帝身 穿甲胄校阅。


三、田猎之礼


上古田猎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并与祭祀有关。殷商甲骨文 中有大量的田猎记录，所获猎物有麋、鹿、兔、兕、狐等。殷商已是农业经 济为主的社会，田猎不再是以糊口果腹为目的的生产手段，周代更是如此。 田猎的作用，依文献所说有下列各项：一是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 的糟蹋。二是供给宗庙祭祀。三是为了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 行军事训练。最后，田猎所获山珍野味也用于宴飨宾客及“充君之庖”。
礼书说，周代的制度为四时田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田猎有一 定的礼规，不按礼法狩猎是暴殄天物。礼法规定，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 不杀有孕之兽，不伤未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另外，围猎捕杀要围而不 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不可能真正严格实行。
史籍记载历代君王田猎之事甚多，大都是以田猎作为游嬉玩乐的方式， 因而荒废政务，伤害百姓的也不在少数。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扬雄 写《羽猎赋》等都是为了谏讽皇帝勿沉溺于狩猎，后代类似的作品也不少。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 年）在榆林地区狩猎，突厥及西域、东胡等地
酋长皆来朝贡。炀帝为了炫耀军事力量，冬狩规模极为宏大。 金、元时，由于民族习俗的缘故，田猎之风更盛，国家设“打捕鹰坊”，
专司田猎；有专职猎户不事稼穑。自皇帝至王公贵族手下皆有“昔宝赤”， 即“鹰人”，田猎时纵鹰隼捕击捕捉飞禽走兽；打围则数万骑出动，对农业 生产的破坏及对百姓的骚扰极大。
清代，从康熙中期起有“木兰秋狝”之典礼。木兰在承德以北，今称围 场县，原意满语为吹哨引鹿之处。吹哨即仿鹿鸣之声。木兰行猎，内蒙古 49 旗藩王、外蒙古喀尔喀四部以及青海、蒙古、新疆、东西布鲁特、安集延等 各部皆不远万里赶来参加，“朝谒踵集，唯恐后时”。（《清史稿•礼志九》） 因此，木兰行猎实则又有政治上笼络各族、融洽关系的意义。当时田猎有行 围与合围两种，行围是围而不合，合围是四面包围。皇帝在围中建观望之地
“看城”，兵士将野兽向“看城”附近驱赶。包围圈合拢后，皇帝入围，周 览形势，并指挥射猎突围之兽。遇猛兽则由虎枪营官兵开枪击毙。如果围内

野兽较多，则围开一面，使一部分逃逸，亦禁止围外之人追逐射杀。“哨鹿” 打猎，由扈从 10 余人随皇帝至山林哨鹿所，一名侍卫举鹿头作雄鹿呦呦鸣叫 之声，引招牝鹿闻声而至，弯弓发矢，将鹿射毙，当即取鹿血而饮。


四、马 政


“马政”一语，出自《周礼•夏官•校人》“掌王马之政”。养马、用 马，关乎军国大事，被称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 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26)历代都作为军礼的重要内容，十分重视。
《周礼》涉及马政的条文甚多，有养马、牧地、交配、执驹、医疗、祭祀等 一套完整的制度。祭祀为每年四祭。春祭马祖，据说马祖是天驷星，即房星。 郑玄注引《孝经说》(27)称房星为“龙马”。夏祭先牧，先牧是养马始祖。 秋祭马社，马社可能是马厩之神，一说是最初教人乘驾者。《世本》说：“相 土作乘马”，那么，商人的始祖相土就是“马社”。冬祭马步，据说马步是 给马造成灾害之神，祭祀可以使马免受灾祸，多多蕃息。
秦、汉时由太仆掌舆马之事。《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之下有皇家厩、 苑为养马之所，长安内外有大厩、未央、家马、路軨、骑马、骏马六厩，皆 有令丞负责管理，其中家马厩的马匹主要供皇帝私用。还有龙马、闲驹、橐 泉、騊駼、承华五个养马监，每监都有马万匹。在西北边境地区有 6 个牧师 苑，下分设 36 所，养马 30 万匹。太仆属下还有“牧橐”、“昆蹄”两厩， 牧橐是喂养骆驼（当时称“橐驼”）的地方，“昆蹄”是喂好马的地方。国 家设置庞大的机构，养如此众多的马匹，与汉初马匹奇缺有关。由于连年战 争，财政匮乏，西汉初年马匹极为珍贵，一马价值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钧 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连天子的车乘都找不到 4 匹 相同毛色的马来拉，将相要乘牛车，马匹稀少可想而知。经过数十年休养生 息，到武帝时已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 会”（作客去参加聚会都必须乘公马而不敢乘母马，否则会受到耻笑。见《史 记•平准书》）。国家养马太多，花费大量粟谷饲料，又造成新的问题。后 汉时，国家养马规模大大缩减。

第五节开始文档里有

呆呆星人 发表于 2011-4-1 21:43:16

OK完整了，字有点多，原文就没有贴图，我以后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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